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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源于语言和民俗的结论---2010年中国苗族文化发展论坛上的演说稿  

2011-12-18 15:46:03|  分类: 鲜活民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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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光参

 

开场白:首先,感谢论坛给我们融水人的机会,让我们融水人认识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取得成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高层智囊型的各位顶级专家和学者;同时也感谢论坛给我机会,让我向各位传递一条信息,一条生活在大苗山多年而感悟到的历史信息,这条信息叫《源于语言和民俗的结论》。

 

历史,可以用文字来记载,成为后世有据可查的历史文献。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更多的是沉淀在其语言词汇、神话传说里。融水的苗语蕴藏有远古时期的历史信息和语音信息。

不少的文献对历史传说时期的记载,认为:尧、舜、禹时三苗被华夏灭国之后,从此销声匿迹。如《尚书》载 “三苗,帝尧所诛。”《舜典》记“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 《竹书纪年》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论衡》载“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并认为“夏禹代三苗之战,苗族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自此苗族一蹶不振了”(见石朝江先生的《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这些记述各位都是耳熟能详。可是,这些记载也是后人根据传说加以记述的,与史实并不那么吻合。史实是:“三皇五帝”之后,华夏部族并没有在三苗故土建国或建立有效的统治,而是退回黄河中部地区建立夏王朝。夏王朝自禹到桀,历时470多年里,生存的空间非常有限,仅限于今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现代考古亦证实了这一点,长江以南没有发现属于夏文化的遗址。与舜时的“客死苍梧,葬在九疑山”相比,差之千里。

什么原因促使禹退回黄河中部地区,而不三苗故土建国?难到禹不想获取三苗的土地而继承了舜征剿三苗的事业?这不合乎常理。禹时肯定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不得已而退守黄河。由于年代已久,古籍也没有记述禹退守其故地的原因,从汉文献就无法考证。

但是,从苗语词汇和苗族民俗[注]似乎可以找到夏禹退守黄河的原因。我们认为:禹是被三苗部落驱赶出境,而退守华夏的故地。苗语词汇称丑陋的、贫穷的为【Da Xia(音近“达夏”)】 [注],【Da Xia】直译成汉文,是“夏人”的意思。苗语称看到一些不祥的征兆为【Pu Xia(音近“扑夏”)】,【Pu Xia】直译成汉文,是“遇见夏(人)”,寓意是“将有大难临头”,例如:凡遇见二蛇交尾、猪睡稍槽或牛进入堂屋等异常现象,苗族民俗认为,这是大凶之兆,需请大巫师施法解除,苗俗称此类现象为【Pu Xia】。苗语辱骂对方“要死了”往往使用【Ji Xia(音近“节夏”)】一词;【Ji Xia】直译成汉语是“夏人进你家了”,寓意是“你要死了”。这些以“夏”音所形成的有贬义和不祥之兆的词汇,在苗语中为数不少。这些词汇的形成是两个敌对部落长期征战的结果。

苗语将带有鄙视的否定称为【yu(音“禹”)】,【yu】音还有蔑视、看不起之意,【yu】这一词的形成,是三苗部落将夏禹部落驱赶出境后,认为禹不过如此而已,而鄙视他。因此,苗语“禹”音带有鄙视、蔑视之意。

苗语的“尧、舜”音并无贬义。“尧”音是女子对夫君的称呼,相当于汉语的丈夫。苗语称女子出嫁为【Muiao(音“木尧”)】,将 “出嫁”一词,直译成汉语,就是“去尧”,按意译,译成“去尧的部落”更为完整准确。也称“出嫁”一词为【Muxia (音“木夏”)】, 即“去夏的部落”之意。说明尧帝时,苗蛮与华夏曾是联姻部落。

史料对尧帝的评价很高,称尧帝为“品德高尚”的古代天子。《史记》对尧帝的评价是: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天。能明驯德,以亲九族。百姓照明,合和万国”。说明尧帝时的中原,各部落和睦相处,互为联姻,一派和谐景象。尧帝被包括苗蛮部落在内的中原各部落尊为共主。

苗语称祭祀的祭食为【shun(音“舜”)】,如祭祀用酒,苗语称【Jian shun(音近“酒舜”)】;祭祀用的牺牲品,苗语发音为【Dmna shun】,将其译成汉语,即为“拿来当舜”的意思。“舜”音,苗语专指祭食。苗语的这一词汇,亦与传说中舜的死因吻合。传说,舜帝因征剿三苗,客死苍梧,尸首下落不明;其二妃闻迅,悲伤过度,泪滴染成斑竹,即投湘江随舜帝归天,留下千古之悲歌;《楚辞·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就是为祭祀舜帝和他的两个妃子而作。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品,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原始部落的战争,对战俘的处置,一般是杀掉或者当作祭祀的牺牲品,这是勿庸置疑的。舜帝极有可能被苗蛮部落俘虏而当作牺牲品。因此,苗语词汇称祭食为“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步入阶级社会,各部落间的矛盾随之有加,舜、禹时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韩非子》记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舜帝客死苍梧后,《禹誓》:“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而对苗蛮部落进行征伐,造成两败俱伤,只有退守北方的故地建立夏王朝。苗族是没有文字来记载历史,但苗语词汇却沉淀着历史。

从苗语的视角和史实来分析,初步的结论是:三苗并非是舜、禹之后就亡国,舜、禹之时仅仅是苗、夏战争的开始,舜因征剿三苗而客死苍梧,落得尸首下落不明;禹被三苗驱赶出境,而退守华夏的故地建立夏王朝。长江以北的三苗故土,成为苗、夏战争的主战场;殷商时期三苗国才完全分崩离析,江北的三苗残部逐渐往西北迁徙形成了历史上的羌人,而江南的三苗残部发展成“荆楚”、“南蛮”,后来建立了楚国。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相关论述见《苗疆的记忆》一文)。

诸多文献对岭南融水的记述,认为先秦时的融水是百越的故地。例如:《县志》记有 “融水县境古为百越故地,秦属桂林郡。”《融水苗族自治县概况》记载更详“融水在春秋战国时为百越之地,秦属郁林郡;汉元鼎六年为潭中县,属桂林郡;南齐建元三年置齐熙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齐熙县改义熙县……(唐)武德六年改义熙县为融水县(融水得名之始)。”上述有确凿建置时间记载之始的是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置的潭中县之后。融水此前的历史只是概记,准确与否,无证可考。认为先秦时期融水是百越之地,缺乏有力证据的支撑,可能是以讹传讹,想当然的一个结论。

先秦时期融水的历史,笔者在《苗疆的记忆》一文中作了一些分析,认为:公元前222年,楚亡国之后,楚遗民沿着“镡城之岭”南下到古潭江(今融江和柳江),在潭江沿岸安生百余年,并在潭江中部的融州一带重建首都---“郢”城。至今大苗山和黔东南的苗族,仍称融水镇一带为“嘎郢”(大苗山的白苗称其为“郢”)。“嘎”苗语中部方言意为:地方,那个地方之意。“嘎郢”合意为:“郢”那个地方。可能“郢”并不是中部苗族所建之故,而称其为“那个地方”。白苗直呼其为“郢”,有一种对故土的亲切之感,也是对楚国故都郢城的一种记念。

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郡(今广州)、桂林郡(今玉林)和象郡(今崇佐),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武王的有效治理区域也只是限于珠江干流的东江、北江、西江及邕江等越人的世居地;古潭江一带,仍是楚人之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汉王朝的军队溯江而上,开拓珠江支流的潭江流域,汉军与潭江流域的楚遗民激战,楚遗民战败,遂沿贝江河、大苗山、都柳江和龙江往西迁徙。这支楚人的遗种就是桂北苗区的白苗。汉军攻破 “郢”城之后,将潭江流域置为潭中县(“郢”城在潭江中部而得名)。

汉武帝拓土到潭江流域遭遇最为顽强的抵抗,因此,在潭江中部的融水、融安、罗城等地屯兵戍守。现融江沿岸操土拐方言的汉族,就是汉王朝戍边军士的后裔。融水的汉族,《县志》记述为“汉族流于融水籍,口碑相传有两支:一是秦汉时代其先民谪戍流入;二是自宋置清远军后流入,以明代为多数。”《县志》对土著汉族的语言(土拐语)记载为:“大体保持着古音韵系统,声母少而韵母多,古代辅音韵保存较完整;词汇中古词语较多,有的仅见于上古文献。”土拐语称“外人”为【Mu luan nin(音近似“髳卵人”)】,“外人”亦有敌人之意,这可能是长期与楚遗民对抗而形成的一个词汇。土拐语与苗语都包含有古汉语的音韵且有不少词汇发音相同,如:“板凳”两者都发音为【dang(音 “当”)】;“厉害” 都发音为【laho(音 “老火”)】;“替” 都发音为【bang(音 “棒”)】;等; “好看的、漂亮的”土拐语发音为【fuci(音 “虎惜”)】,苗语发音为【wuci(音 “务惜”)】,仅是一音之转。说明远古时的中原有部落、部族之分,民族语言的分化尚未十分显著。

流传于融江流域的汉语土拐方言的“同”字歌,实际上是戍边军士的军歌。土拐“同”字歌唱到:“同年和我同台吃,共同饱肚共同饥;同个日头同个天,日里同行夜同眠。同年穿件铜钮衫,同心约你做同年;和你同心又同肚,手敲铜鼓伴铜钟。” “同”字歌描述的实际上是戍边军士同仇敌忾的真实写照,与《诗经·秦风·无衣》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土拐方言居民为戍边军士的后裔的佐证。迄今,土拐居民还称做义务工的人为“庶子”,其源于战国时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实是秦汉时期的遗风。融州一带的一个大家族——路氏家族,据口碑相传其先祖也源于路博德将军。

融州得名于隋唐时将东宁州改称融州,宋王朝之初改融州为融水郡,后又置黔南路,黔南路辖区包括今柳州、宜州和黔东南等地,帅府设在融水。融水源于古融州下辖的义熙县,“融水”这一名词,土拐语发音为【yixi(音近“义熙”】,而 “义熙”与“郢城”的发音也相似。古代的地名多数取单名,如:西周的国都为“镐”京,商朝国都为“亳”。去掉“义熙”、“郢城”的后缀,则“义”与“郢”仅是韵母略有差异,这一音与苗语称融水为“郢”完全相同。

上述考证说明,融江沿岸的土著汉族(土拐人)应当是秦汉时期戍边军士的后裔,而土拐人之前的土著则是髳人;融州置潭中县之前名称“郢”。

其实,史书对岭南世居民族的记载是很清晰的,对融州的土著民族记述也很明确。史料称岭南的土著为“桂州僚”、“桂州徭”、“融州蛮”、“宜州蛮”、“抚水蛮”等,以“蛮、僚、徭”冠上地名而称呼。例如:《新唐书》记:大历二年(767),“桂州山僚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宋史》载:至和元年(1051),“有融州属蛮大邱峒首领杨光朝请内附。”“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宜州蛮寇边,改知郁林州沙世坚知宜州讨之。”由此可知,唐宋时期的融州、宜州等均属于“蛮”之地;而蛮人实际上是苗人,僚人则是越人。因此,宋置的黔南路除融州外还包含宜州、黔东南等“蛮”地。

宋人陈藻作的《题融州城楼》一诗,曰:“除却谯楼环廨舍,萧条市井客悲怀;高高下下山无数,浅浅绿绿红有时。大布红裙徭(蛮)女著,半规白扇野人特;城中昨夜亡羊豕,闻得谁家虎入篱。”描述的“大布红裙”实际上就是以红色为基调的西部苗族妇女的服饰,说明唐宋时期的融州是以源于楚人的苗瑶人为主体,而唐宋时期苗瑶民族尚未完全分化,至今仍旧不易区分。宋人杜应然镌刻于融州真仙岩的诗的首句是“古号黔南今号融,真仙第一胜高嵩。”可见宋朝时人们还知道古代称融州为“黔南”,这就与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黔中郡(今黔东)相对应。

笔者曾在融江流域作过走访调查,称得上土著居民的,也只有操苗语西部方言的白苗和操土拐方言的汉族。这两类居民入主潭江流域,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现广西的土著居民---壮族,是在清初“改土归流”时,进入大苗山和黔东南,至今不过300年的历史。黔东南和桂北的主体民族之一---侗族,源于古代的骆越族,隋唐时生活在浔江沿岸的梧州一带,明朝时,进入桂北、湘西南和黔东南,至今约有600年的历史。中部方言的苗族入主大苗山和黔东南,也是在唐宋时相继迁入,至今约有1000年的历史。尤其是宋末元初,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南移,开拓湘西南不少“生蛮”的疆土,无数中部方言的苗族,为了生存而迁入黔东南的都柳江流域。这个事实,在苗族民间传说和苗族古歌里亦得到证实。湘西南资江中下游的新化县、冷水江市一带,据查证是宋朝时开拓“生蛮”疆土而取名为“新化”。

综上所述,初步结论是:先秦时的融州,并不是百越的故地,而是蛮人的故土;是蛮人在岭南重建的首都---“郢”城。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郢”城---义熙---融水是一脉相传,是语音变化的结果。历史文献也证实,宋代之前的融州一直是以蛮族为主体的一个行政区。田野调查的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

苗族与汉族都是中原地区的原住民,苗语,自然是由远古时期中原地区的语言分化而成;苗语词汇有不少与古汉语词汇相同。以下实例能说明这个问题。

红色:苗语发音为【xin(辛)】;上古时期的华夏语也称红色为“騂”,例如,《诗经·鲁颂·閟宫》是鲁国贵族祭祀作的祭词,祭词有“皇祖后稷,享以騂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大意是:皇祖后稷啊,来享用红色的牺牲品吧!神灵高高兴兴地安享,多多赐福国家兴旺发达。

裙子:苗语发音为【die】;古楚语也称裙子为褋(dié),例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这一句,按汉文化来注译,意思不明确。从苗族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可译为:捐赠我的小荷包(定情物)啊,送给湘江之灵;遗忘我的裙子啊,留在水神住处的澧浦。诗句描绘的情形,与苗族习俗中情人交往的情形相似。苗族姑娘往往给意中人赠送挎包、小荷包之类作为定情物;苗族姑娘走访心上人时,往往有意、无意“遗忘”一些物品在意中人的住处,以便下来访。如果“遗忘”物是裙子,侧寓意:姑娘就要成为心上人的新娘了。或许,这种习俗就是远古时楚国的一种民俗。诗句寓意:帝子就要成为水神的新妇了。(见梁光参的《苗族文化解读版的<湘夫人>译文及简析》)

眼睛:苗语发音为【mao(眸)】;与古汉语发音相同,现代汉语也称之为“眸”,例如:回眸2009年。

害怕:苗语发音为【qienuo】; 古汉语也将“胆小,怕事”的称为“怯懦”,发音相同。

吃惊:苗语发音为【dahai】。古汉语也称之为“大骇”,如柳宗元的《黔之驴》有“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

雌雄:苗语发音为【mangpie】。 古汉语称为“牡牝”【mupin】,声母相同韵母略有差异,发音相似,但意义相反。“牡”音苗语指雌性;“牝”音苗语指雄性。

我:苗语(白苗,如,高强话)发音为【wo】;古汉语也称“我”为“吾”,二者发音相同。融水苗语称“我”为【wa】,系“我”之转音。

甜:苗语发音为【gan】;古汉语的“甘”就是甜的意思。

上述分析说明苗语词汇蕴藏着丰富的上古时期中原的语音信息;不少苗语词汇的发音与远古时期的读音仍旧相同。上古时期的中原,应当有一种古老的语言,这大概就是汉-藏语系的最原始的语言,姑且称之为中原语言;后来中原语言分化成汉-藏语系的不同语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语和楚语成为中原的主流语言,楚亡国之后,华夏语不断扩张,融入了北方游牡民族的语言形成了现代汉语。因此,现代汉语与华夏语(古汉语)差异很大。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作这样比喻:“宋朝的朱熹,曾给《论语》作注解;假若孔子和他的弟子正在上课,朱熹进来,保管他一句也听不懂。”可见,以华夏语为基础衍生而出的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苗语则不同。战国末期,秦灭楚,汉代秦,大部分楚人融入了汉族,到西汉中后期楚语在中原消失。少部分楚人逃避战乱,迁徙西南形成了当今的苗瑶人;苗人与外界交流不多,具有较高的纯一性。因而,苗语保存古代中原语音信息较多,或许苗语就是汉-藏语系最原始的语言,这须要进一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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