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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正月初四的聚会  

2011-02-12 00:38:02|  分类: 民间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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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沟虾《正月初四的聚会》
 

       沟 虾

   

去年的十一月间,我那四十年前的老班干发来邀请信,约我们在今年的正月初四日,到武宁县城参加同学聚会。虽然年初在家里迎进送出很忙很忙的,难却源源不断前来我家拜年的亲友,尤其是尊敬我的学生。但我还是看重在四十年前共同经历苦难的兄弟姐妹,按时赶到了。

这次聚会还是这些老班干们组织的。他们很不错,四十年前他们是红人;四十年来他们还是红人;看来,四十年后他们还是红人。中国近代有这么一句格言:生个好崽,不如出个好爷。他们衣冠楚楚,很有点派头,叫谁不服。

到了晚上,与我估计出席的人数是出乎意料,因为毕业时只有37人,往后还死了四个,居然还满满地坐了四大圆桌。这些老班干还是很有能耐的,竟能把从初中到高中中途辍学的人都召集来了。见到他们时我的鼻梁酸酸的,这倒不要紧,鼻梁酸作不了大怪。关键的是我的两只眼眶很不争气,居然连眼泪都酸出来了。他们一个个像严霜打过之后的庄稼一样,蔫头巴脑畏畏缩缩的。明明摆了四张大圆桌,还不知往哪里坐好。不知他们是被什么吓成这样了,这本是与世无争的时候和地方了,何须这样呢!

开席后的头半个小时里,大家还是规规矩矩的。后来因频繁敬酒酒性的刺激,加之同学们的亲切随和,热闹起来了,慢慢地乱成一团。都搞不清楚了哪是自己的座位,也搞不清了自己摸的是谁的碗筷,像打游击似的到处乱坐乱喝乱吃,乱七八糟的好痛快,好痛快啊!

怎么不痛快呢?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些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因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学到知识,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想不到命运也是一样悲惨的,竟然在一起过了几年苦难的生活。近年来有位聪明人总结了三种人的亲密关系,那就是在一起扛过枪,在一起同过窗,在一起嫖过娼。从大体上来说我们是属于前两种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经过艰苦劳动折磨的人,在一起共同过过苦难生活的人。尤其是往后在天各一方的四十年里,由于受到文化的限制,在人世间经受漫长岁月痛苦折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我们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和同情。说给别人听只有招来讽刺、嘲笑、挖苦和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深刻地认识到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道理。

我们在一次次互相敬酒的时候,才会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才会因回忆引起一次次欢笑,才会一次次流出兴奋和痛苦的泪水。创伤确实是太深太深了,苦难的岁月太长太长了,因而泪水也就太多太多的了。

六六年下半年进入中学,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头是这样,应该说是到结尾也是这样,停下课来搞革命。不过开头是搞造反,造有钱人的反,造有权人的反。开批斗大会,管你是对是错,谁叫你有钱或有权。到处去串联,学经验,把运动推向高潮。这一搞就是一年多,节假日回到家里父母责怪我们,骂我们,有时还打我们。回到学校不敢跟他们去搞了,弄得自己也挨起批斗来了,真是两头不是人,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去学校了。一年半后,学校要搞勤俭办学了,我们成了自带米菜又不要工资的劳力了。上山砍柴烧炭长时间的磨练,我们的双手满是老茧,连肩膀都起了茧皮。从窑里出炭时,双手黑了,脸也黑了。你笑我是包文井,我笑你是非洲佬。我们几个想学习的人,在山上休息的时候,中学已经进去三年了,还是带着初一上学期的数学课本,让老师教我们。次数多了,结果被驻校贫宣队知道了,我们挨了批斗,老师不仅挨了批斗,还挨了打。自己挨批斗是无悔的,而老师因受牵连挨批斗是于心不忍的事了,往后谁也不敢叫老师跟我们上课了。不过,因我们的事引起了学校的觉醒,说是要上课了。上什么课呢?让贫宣队上忆苦思甜课,让工宣队上阶级教育课,提高思想觉悟,激发斗争情绪。还有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向工宣队学习做手工业技术。最后两年是拆祠堂建学校,挖地基,搬石头、沙子、砖头、瓦片,扛木材,没有一天停的。在同学们的一致强烈要求下,利用雨雪天讲完了初一全学年的课程。老师们一个个叹息说:“我们培养了一代种田的人。”那位在山上砍柴烧炭因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上课遭受过批斗的老师,在一九七一年元月四日把我们算是高中毕业的欢送会上,举起酒杯极其沉痛而又慷慨激昂地对我们说:“同学们,凭你们在校五年学的这么一点点知识,放到社会上去,是完全没有一点作用的,你们将谁也不会有一点出息;但是就你们在那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好学的劲头,加之你们在校五年经过艰苦劳动的折磨,我深信你们会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一定会在实践中学到扎实的应用于社会的知识,也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那天当学校发给我们的高中毕业证时,我和一部分同学当场就将它撕得粉碎,往后听说那些拿回家去的不仅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反而因它遭到嘲笑和侮辱。

当我们提起撕这份毕业证的情景,想起这位余老师在欢送会上的祝词,大家因酒的刺激,因情绪的激动,一个个端起酒杯,向这些已经作古了的像父母一样的恩师,神情肃穆地奠酒致哀。

这份毕业证确实是没有作用的,当一九七二年二月全乡招收民办教师报考时,有些同学拿出来了,结果遭到办事人员的嘲笑和侮辱,他说:“这次是凭考试成绩录取的,你那东西拿去揩屁股算了。”幸好这次考试是以小学知识为主,中学知识为辅;又幸好这班同学在七一年回乡务农的一年里,靠自学也学到了应付这次考试的知识,居然也有十位同学考取了民师资格。那几位老班干,后来凭着父母和亲人的帮助,被推荐到比我们好的单位上去了。我们在往后每年频繁考试的逼迫下,只好像开店的人一样日间卖货,晚间进货。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甚至直到后来转为公办教师,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出来了的同学,幸好那次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创造了一个磨练的平台。而那些没有得到这个平台的二十多人,可怜就那么堙没了。

看到这些昔日天真活泼,机灵可爱的老同学,也包括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到这时一个个成了蔫头巴脑畏畏缩缩的土包子。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中写的,少年时的闰土和靠近晚年时闰土的形象一样,不禁悲哀起来。是呀,环境和命运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笔墨。

在悲喜交加和苦笑无常的吵闹中,不知不觉又到了晚上八点钟。我又打开了摆在大厅里的电视机,按到中央一台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看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些科学家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仍能为国家作出杰出的贡献,是多么的羡慕啊!我想:我们这班人只是这个样子,真是惭愧不已。冷静反复一想,造成我们今天这种结局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只能说是客观原因;我们没有远大志向,没有顽强毅力,庸俗是主观原因。在社会上混得好的,只是些调皮点的庸俗人;混得差的是些老实的庸俗人,都是些可悲可叹的人啊!

大家在电视机前看了一阵之后,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班人都到了花甲之年了,大多数作了爷爷奶奶,为了使后代不再重蹈我们的老路,还是从现在做起,尽量多脱点庸俗,给儿孙们做点超凡脱俗的事来。为了让中华民族更加繁荣富强,让子孙们成为有卓越贡献的人才,何须老大总是那么伤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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