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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中产阶级并非民主必要条件  

2011-12-04 12:50:39|  分类: 深度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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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在现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西方中产阶级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借口我国中产阶级存在与否来拒绝宪政民主,只是某些人的障眼法。

  今日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何在?我们的回答很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陷入阶级分析的思路:判断哪个阶级是民主的,代表现代化的进步力量,哪个阶级代表保守力量。我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阶级是天生的进步阶级,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阶级。譬如分家,如果某个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对分家派。改革初期农民摆脱人民公社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但是工人却常常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你能说农民比工人更进步吗?更西化吗?根本不是这样。无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农村改革要比国企改革更公平一点,至少农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国企改革让一些人当了老板、另一些人当了打工仔。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
  一开始人们说,工人阶级是进步的,现在又有人说,中产阶级是进步的。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假问题。关于中产阶级有两种说法:第一,中产阶级就是指中间收入者,不穷不富的人;第二,中产阶级就是企业家,就等于是资产阶级。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它逻辑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人都是企业家?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简单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既包括无产者,又包括资本家。市民,自由民,就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最早是法语,“bour”就是“city”,其实就相当于英语的“citizen”。这里讲的“Bourgeoisie”和当年的第三等级、中间等级基本上是同义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指资产阶级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所谓的市民也包括无产者。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这个涉及到所谓民主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就是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不要说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建立。道理很简单,因为农奴主本身就是少数,而且是要对别人实行专制的。当然有人说农奴主(贵族)强大了就会制衡王权,出现“大宪章”什么的。如今,也确实有人把“大宪章”加以“现代化”的倾向。那时的“大宪章”,说穿了就是国王打不过一帮山大王,比我们的秦始皇固然窝囊,但不能说这窝囊国王就会变成华盛顿。山大王称雄的时代当然说不上是君主专制国家,但也不能说更近于“宪政国家”,只能说那时几乎就没有“国家”,后来山大王衰落、王权强大了才有了“国家”,而再后来这个“国家”又演变成了宪政民主。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过程都“简化”为是山大王建立了民主。
  贵族如此,农奴呢?农奴本身是贵族的附庸,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农奴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参与国家事务,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国民,更不要说有什么公民的问题。产生国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国家纳税,同时又有参与国家事务愿望的那种人,就是纳税的第三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农奴也不纳税(只对他的主人有义务)。第三等级要向国家纳税,因此关心国家拿这个税去干什么,国家的征税权依据是什么,还会产生什么“无代表就不纳税”的想法,等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贵族与农奴构成的社会,所谓中间等级是何所指呢?把这套理论套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搞中央集权,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说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如果把皇上当成“惟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嘛!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中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我们当然要极力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强调公平就是为此,但这与“民主的动力”无关。民主的动力的确应该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说什么穷人不喜欢民主,富人也不喜欢民主,只有不穷不富的人才喜欢民主,或者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民主,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从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应该承认民主法制社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熟(其实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但这与“民主要由老板们来开创”完全是两回事。在哪个国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来建立的?中东欧那么多国家不但出现了民主化,而且绝大多数20年来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但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时他们的资本家在哪里?中东欧有些人受到西方“middle
class”说法的影响,总想找出“剧变”的“中产阶级根源”,在波兰有所谓“工人就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在捷克有所谓“七种中产阶级”的说法。如果中产阶级可以这样定义,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俯拾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人为了借“没有中产阶级就不能搞民主”说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义巧为其说,如冼言先生,先把“中产阶级”说成资本家,市场经济不发达,他认为资本家太少,缺乏“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市场经济发达了,资本家多起来,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这时他又说两极分化严重又不能搞民主,“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非资非无”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场经济发达不发达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这个。至于“中产阶级”是谁,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非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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