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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1919―1920年苏波战争苏俄军队兵败华沙之谜  

2011-12-04 12:53:07|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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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不想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不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尤其不希望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而分裂。而斯大林却坚持要彻底弄清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指挥层的原因并追究个人的责任。

    皮尔苏茨基需要什么?

    俄波战争: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波兰:通向欧洲的“红色桥梁”

    兵败华沙城下

    谁之过?列宁的说法

    谁之过?斯大林的说法(上)

    谁之过?斯大林的说法(下)

    谁之过?托洛茨基的说法


    皮尔苏茨基需要什么?

    在苏联和俄罗斯论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著作中,都使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之所以说这个概念模棱两可,就在于它模糊了苏维埃俄国领土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概念涵盖了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甚至还囊括了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领土并不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苏维埃俄国只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行动,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这样的政权风雨飘摇,动荡不定。

    但是,在苏维埃俄国国家领导人的眼中,这些国家和土地应是属于苏维埃俄国管辖范围之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苏维埃俄国非一个国家的情况,列宁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有过阐述。他说,苏维埃俄国对邻国执行的是“紧密联盟的政策”:“不言而喻,我们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这里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一个“联邦关系”揭示了苏维埃俄国与乌克兰的实质性关系——“邻国”。至于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它们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独立”国家的,而在实际上它们又常常被视为苏维埃俄国有权干预的土地。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为了追击尤登尼奇残部,可以兵发爱沙尼亚:“应该利用爱沙尼亚农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们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爱斯兰而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击,战争势必将转入爱斯兰境内。”

    苏维埃俄国虽然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在俄波领土问题上却持有顽强的历史观点。尽管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而在实际上,苏维埃当局却一直把波兰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边界看成是“俄波边界”,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皮尔苏茨基政府却试图为夺回波兰在历史进程中被四邻瓜分去的领土而诉诸武力。苏维埃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一刻没有放松准备,波乌、波白边界的争夺在新形势下如地火般运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期间,苏维埃俄国在波乌、波白边界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行动方面一直是苏维埃俄国运筹帷幄的重点。

    为此而成立的西方面军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这个方面军负责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军事行动。总的决策是:为了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为了在这些领土上设防来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苏维埃俄国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民族军。西方面军的建立表明苏维埃俄国政府不会在“俄波”历来的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

    但是,皮尔苏茨基政府却偏偏要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瓜分过波兰的大国的削弱,向东西方扩大自己的疆土。皮尔苏茨基认为,现有的边界是大国强加于波兰的,到了波兰人回到自己原先的归属地的时候了。1918年秋天,皮尔苏茨基从东部边界着手,联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力量,试图将波兰的东部边界向东推移。对于波兰政府和波兰民族来讲,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与迸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党左派都怀有重建国家的“故国情结”,而皮尔苏茨基恰恰是波兰社会党左派,他领导的政府也打着“社会主义”、“工农政府”的旗号。因此,在他身上出现这样的“故国情结”也就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重建波兰,甚至是“大波兰”,就成了印有皮尔苏茨基符号的“波兰爱国主义”,或许是“波兰沙文主义”。所以,皮尔苏茨基出兵苏维埃俄国在波兰国内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

    1919 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诺维也夫、抄送列宁的电报中就提出:“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同一天,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其中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人民强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对波兰政策的依据是民族自决的不可动摇原则,并郑重声明:“红军不会越过现有的白俄罗斯战线的地界”,在乌克兰一线,“苏维埃军队不会向目前所占地界的西部开展任何军事行动。”苏维埃政府还保证,不与第三方缔结反波兰的任何协议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波间的一切问题。

    2 月2日,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波兰问题非常尖锐”,并且给波兰政府和波兰问题定了性:“除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地主的波兰外,除波兰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势力外,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列宁还在讲话中再次极力驳斥了红军要打波兰的说法。这次会议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

    皮尔苏茨基于1920年4月12日下令进攻基辅,开始了向苏维埃俄国索要“被俄国占领的土地”的军事行动。这大大触犯了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伤害了苏维埃俄国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怀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向往。一个被苏维埃俄国领导人视为应是世界革命“红色桥梁”的波兰怎么能成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通途”呢?于是,波兰的爱国主义就与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相碰撞了。4月29日,俄共(布)中央发表文告,呼吁工人和农民、“尊敬的俄罗斯公民”起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被列宁批判过的俄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和俄国这个概念第一次被苏维埃政权看做是赢得对波战争的武器,而且在俄国爱国主义这面旗子下,所要达到的就不仅仅是对波战争的胜利了。


    俄波战争: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俄波开战之际,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集中反映在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列宁等领导人对国内各条战线战况的认识、战线的重要性和各条战线指挥员的任命上。1918年秋至1919年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有关组建红军和利用旧俄军官的争斗进一步激烈。列宁和托洛茨基强调全国军事力量的统一调度和使用,各条战线协调,危者为重,而斯大林则集中全力于南部战线(北高加索地区)扩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在人民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西方面军以应付波兰的进攻时,斯大林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迟迟不听调遣。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在1919年11月份几乎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1月12日,“中央委员、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斯大林” 联名给“俄共中央政治局”一份正式声明:“必须或者撤换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或者撤消大本营,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撤消古谢夫的职务。 ”总司令和古谢夫都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托洛茨基信任的人,而撤销大本营,就是去掉托洛茨基。

    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斯大林麾下的指挥员也是一直进行指责,其中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是众矢之的。他们两人的谎报战功、居功自傲受到了一连串的指责。在组建西方面军时,作为西线组成部分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战线存在许多问题。

    图哈切夫斯基转战东线,屡建战功,后被托洛茨基调至西南方战线,其目的也是试图对斯大林进行牵制。但在斯大林操纵下,图哈切夫斯基名为“集团军司令”,而实际上被闲置,没有用武之地。1920年1月19日,图哈切夫斯基无奈之下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恳请您帮助我摆脱失业的处境。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线无法安排,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会工作。”显然,托洛茨基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处境进行了干预,并数次越过斯大林,通过直线电话,向图哈切夫斯基询问西南线的战况。2月7日,列宁也开始询问:“图哈切夫斯基在哪里?”最后是,图哈切夫斯基在4月29日被任命为西线指挥员,统领对波兰作战事务。

    这一时期,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采取了一种竭力使他们合作的立场和策略,并且多次提醒斯大林在给他报告时必须同时向托洛茨基报告军情,以免贻误大局。在托洛茨基数次电催斯大林抽调南线的兵力来支援西线的情况下,斯大林在1920年3月21日给托洛茨基电报,同意调兵:“在高加索战线有不少于25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根据您的建议调走6个师去对付波兰军队。”斯大林的最亲信的部队——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军队参加了西征波兰的战事。

    这时,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对波作战的总方针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远在南方战线的斯大林没有能参加具体的策划行动。托洛茨基负责对波作战总的战略的策划,他提出的总的方案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动员全国全民对波作战,二是抽调最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派往西方面军,三是准备在战事胜利结束后替代皮尔苏茨基政权的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苏维埃领导人的决策和行动表明,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粉碎皮尔苏茨基军队的进攻,而且通过此举希望在波兰、德国出现劳动人民的革命,波兰不仅是战争的通道,而且必须成为革命的通道。

    但是,西方面军并不是一支能作战的部队。5月9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的信中提及西方面军的管理问题:“西方面军管理得很糟。共产党员工作久了,染上了市侩的心理。工作拖沓,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效率。”10 日,托洛茨基承认与波兰的作战是“第一次由优秀军事专家领导的正规军来与我们作战”,因此他建议:“必须从各方面军抽调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到这里来担任师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旅长等等。”

    在经过全力整顿后,图哈切夫斯基统领的西方面军战斗力大增。到1920年8月15日为止,西方面军的人数就达到了314,180人,军队中的许多指挥员都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又以他在东线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快速、凶狠、粉碎性打击的军事作风,很快在西线取得节节胜利。6月12日,西方面军收复了基辅,迅即抵达边界并准备越界进攻波兰。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令波兰军队溃败。

    就在同一天,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号召要把对波兰的战争进行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应该有这样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战胜波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这十分明确地说明,列宁并不想把夺回基辅、红军抵达俄波边界线,作为对波战争的终点。

    7月2日,图哈切夫斯基向西线军队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最后这样呼吁:“在我们的刀尖上承担着劳动者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向西进军!”


    波兰:通向欧洲的“红色桥梁”

    就在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向西进军”的关键时刻,俄共(布)政治局就是否让对波战争进行到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打进去,既解放了波兰,又促进了世界革命。为了躲避迫害而生活和工作在苏维埃俄国的波兰共产党人更是热切支持红军打进波兰。当然,当时有的“进军波兰将会被波兰人民看成是红军的入侵 ”这种意见自然是“不予以理睬的”。波兰必须成为从俄国通向欧洲、从十月革命通向世界革命的“红色桥梁”。

    对此斯大林持一种十分暧昧的立场,一方面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肯抽调兵力来支援他的西南战线耿耿于怀,1920年6月2日,斯大林在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写了一段话:“中央委员会拒绝给我们两个师,而不管我们多次提醒,这就使我对前线今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不再负责。那就这样吧。政治局的决定我记着……”列宁对此很是不满,批了句话:“这等于把问题提交政治局。”另一方面是,在给列宁的电报中尽量把自己摆在决策者之外,并且为自己的军队在西线的行动迟缓作辩解。

    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战争路线——尽一切可能援助正与波兰军队作战的红军士兵。但是,红军的西进遭到了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托洛茨基6月4日在给中央草拟的决定中称:“波兰司令部将一些新建的师从德国边境撤下来调往我国战线…… 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处境恶化,需要采取迅速而非常的措施。”这些非常措施包括调人、鼓动、宣传、镇压。

    在调人措施中,除了往西线抽调红军的官兵外,还有两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一是,1920年夏,在红军向波兰进军时,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波兰处的领导下,迅速集结在俄国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组织工作组,负责对波作战事宜。波兰处由捷尔任斯基领导,因此新建的工作组也由他负责。捷尔任斯基是波兰血统,工作组的成员也都是波兰人。二是组建波兰人的军队。

    7月中旬,随着红军的大举进攻,波兰国内反抗红军进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对反对红军进入波兰人的镇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7月中旬,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从拉品斯基那里获悉7月12日的信息,内容如下:?1,共产党在波兰的工作规模很大。2,在大规模进行逮捕:政治保安警察威胁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打近一些的话,就枪毙被逮捕的共产党员。拉品斯基请求我们加以干涉:外交抗议,提出威胁,采用关押在我们这里的人交换豪沃托、西斯伦斯基、弗鲁谢尔等同志的具体步骤。他建议通过爱沙尼亚人来做这件事,爱沙尼亚人同意作中介。?我建议尽快交换被俘的军官。”列宁在信件上的批示表明了他对以军事力量解决波兰问题的决心。

    7 月12日,英国政府向苏俄政府“寇松照会”,要求苏俄军队停止向波兰进军,并从事实上的战线向东后退50公里。7月13日,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等领导人的密码电报中表明了可以“接受英国调停”的立场,但是不在国界问题上接受调停:“波兰是个独立国家,我们从未试图破坏它的不可侵犯性。我们同意接受英国的调停并且保证协约国拟议的波兰国界不受侵犯,但对国界不作最终的决定,因为这是事关民族自决的问题。”7月16日,人民委员会正式照会英国,拒绝了“寇松照会 ”。于是,苏军继续向波兰进军。

    从此时至8月15日,列宁忙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没有见到有长篇文章来阐述对波兰的作战问题。但是,从一些零散的批示和批件来看,列宁这时考虑的仍是对波兰的胜利进军问题,并期望利用进军波兰的胜利在外交上取得对苏维埃俄国更为有利的西部边界线。最能代表列宁这时立场的,是7月21日由他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告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工人、农民和所有诚实的公民书》,其中称苏俄和波兰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通过和谈来解决的,关键是“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必须赶走本国的资本家、地主、暴君和压迫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尽管苏维埃俄国在进行谈判,但是苏军的进攻一直没有停下来。8月15日,托洛茨基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命令,其中,在对波兰政府不要和平的行径予以谴责后写道:“现在,就像战争的第一天,我们希望和平。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使波兰身败名裂者的政府不再敢和我们捉迷藏。红军队伍,前进!英雄们,向华沙前进!胜利万岁!独立的和兄弟的波兰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8 月17日,列宁在红军大举进攻波兰时,给斯克良斯基的便条上这样写:“既然波兰人已转入全线进攻,需要的不是埋怨,因为这是可笑的。必须考虑对策:各种军事措施(迂回,拖延一切谈判等等)。”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托洛茨基有关对波作战和斯大林有关弗兰格尔战线的情况报告,对两条战线进行了协调。8月 20日,列宁对斯米尔加指示:“用飞机撒传单的方式对波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说明他们国家的资本家正在破坏媾和并迫使他们无谓地流血。”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苏维埃俄国,红色莫斯科都在等待对波兰作战的最后的伟大胜利。


    兵败华沙城下

    红军向华沙的进军并不像预先所估计的那样顺利,在西进途中还是遭到了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向波兰进军的红军队伍主要是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西方面军的军队,他们从乌克兰西部地区向边界进发。斯大林的西南方面军的军队也有部分部队参加,他们是该军的三个骑兵军,其主力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

    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就向明斯克方向推进,到7月23日,这支军队就抵达了维尔诺(今维尔纽斯)。7月28日,西方面军在激战后攻克了波兰的大城市比亚韦斯托克。8月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统领对波作战军队的指挥员,在托洛茨基8月14日发布了《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命令后,图哈切夫斯基积极准备在8月16日攻打华沙。

    8月20日,在苏军兵临华沙城下时,以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为首的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道“血刃”华沙的第1847号命令,他们主张以彻底攻克华沙作为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苏波关系的惟一决策,反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波兰政府正在进行的和约谈判,认为波兰谈判代表团完全是由间谍和反间谍人员组成的,提出和约只能在“白色波兰的废墟上 ”签订。把“白色波兰”变为废墟,这实际上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自己的主张,当时兵发华沙的总决策就是如此。“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列宁的这番话清晰不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列宁似乎没有用过“白色波兰的废墟”,但“好好的教训”和“永远不再玩火 ”的话语也是充满了震慑和最后打击的意味的。但是,俄共(布)政治局很快撤销了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的命令,声称这是“一项极不妥当的命令,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就此命令对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警告”。此后,在8月23—26日,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向西方面军发出命令,严令他们撤销这一命令。25日,斯克良斯基在致苏维埃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达尼舍夫斯基的密码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需要把我们关于撤销西方面军命令的命令向波兰代表团出示,请事先请示莫斯科,万不得已时不经请示也可出示该命令。最好使得撤销命令一事不在军队里扩散。请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您和莫斯科关于这一问题的来往函电要写得字斟句酌,一旦波兰人要求,就可以把函电的正式部分公之于众。”这一密电揭示了一个撤销1847号命令的实情,即这时,在苏军开始从华沙城下撤退时,再谈“白色波兰废墟”的话就是很不合时宜了,就只能影响苏维埃政府和波兰的和平谈判。斯克良斯基所以要求达尼舍夫斯基不要在军队里扩散撤销的命令,其真相也就是担心,撤销命令一旦为军队所知,那苏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事实将动摇军心和民心。

    关于这一没有预期到的情况,列宁在8月20日就知道了。他在这一天就批示:“现在这个时机无疑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正在华沙城下退却。”

    “ 白色华沙废墟”在8月20日前是毫无疑义的决策。不仅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这样执行了,进攻波兰的另一支军队——西南方面军的骑兵部队在西进波兰的途中也是这样执行的。在红军向华沙进军时,皮尔苏茨基亲自指挥的波兰军队也在急速进行保卫华沙的布防。最后波兰军队终于突破红军的东南线,对华沙地区的红军形成了危险的包围圈。华沙城下的红军开始退却,而这时,即8月20日,一直呆在利沃夫城下的由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却发兵北上去华沙。8月23日,布琼尼的马队与波兰第一骑兵师正面遭遇,结果兵力优势于波兰人近三倍的布琼尼骑兵大败。

    伏罗希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在波兰白匪战线上的损失也很大。我们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指挥人员和军事委员以及将近 1 万名战士和差不多同等数量的马匹……这里到处是沼泽、森林、河流和山脉,道路被完全破坏,铁丝网层层密布,骑兵完全无法行动……波兰步兵打仗很顽强,也很灵活。这是因为,这些组织得极好的部队由很年轻的农村青年组成,还有很多资产者和专家出身的可靠指挥人员。波兰人向我们投诚的情况极少极少。”

    尽管斯大林控制下的西南方面军一直在对中央的调拨军队去西线的命令不满并总是拖延不发兵,但在伏罗希洛夫的这封信中,对于西南方面军骑兵军在对波作战中的作用还是极力美誉。尽管红军已经开始从华沙城下撤退,苏波战争大局已定,但战事尚未结束,西南方面军的骑兵军还必须和西方面军的军队一样继续作战。

    红军在华沙城下的败北并不完全是由于苏军的装备差和地形不利于作战所决定的。事实上,当红军高喊着“英雄们,向华沙前进”的口号时,他们就走上了一条与皮尔苏茨基率军越过边界进入俄国领土的同样道路。不管红军打着怎样的旗号,不管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何声张“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进入波兰领土的红军对于波兰军队和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他们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和最终的失败就是必然的。

    苏波战争以波兰在协约国支持下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开始,而以苏军的进入波兰领土、作为“入侵者”在华沙城下败北而告终。干涉者和卫国者可以瞬间变换位置,入侵行动和革命战争也可以错位,苏波战争留给后人许多的思考。


    谁之过?列宁的说法

    苏波战争为什么失败?这成了1920年9月22日开幕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的中心议题。现在收录在《列宁全集》的列宁的政治报告中,有列宁对为什么要进行苏波战争和这场战争为什么失败的解释。

    在报告中,列宁首先提出了一个总的看法,即,一,虽然兵败华沙,形成了极其困难的局面,但“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二,“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打乱了互相争斗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所谓没有完全失败,列宁是指“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并正在研究“我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入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新时期”。所谓对世界局势的极大影响,那就是兵进华沙使凡尔赛的“整个体系都动摇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了国际政局中头等重要的因素。”列宁此时表达了一个信心,即如果苏波战争还要打下去,而胜利一定是属于俄国的。

    但是,这份报告显然不是报告的原文或者全文。实际上,在报告的速记稿中列宁这样讲:对波战争有错误,并且导致了失败。但列宁认为,这个错误就是根据不正确的情报,产生了不正确的判断,作出了不正确的决定。而这种不正确的情报并不来自于中央和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而是来自于战线的报告以及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的不协调,并且温和地说了斯大林对西南战线的偏爱。列宁显然并不认为苏波战争的失败是一个政治错误,即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打。对波战争将导致欧洲革命的兴起,仍是列宁的基本立场。列宁提出了解决错误的“缓冲办法”:“中央感到极为不安的是,我们犯了错误,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不准备任命委员会去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应当解决当前的政策问题。”

    按照列宁的设想,当前的政策,就是在准备打冬季战局的同时,极力达成与波兰的媾和。在第九次代表会议开会前夕已经起草出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的媾和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之点,就是避开俄波双方在“民族自决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即避开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加利西亚东部的独立和归属问题,先行媾和。苏维埃俄国做出了两点重大让步,一是,放弃苏维埃方面提出的要波兰裁减军队、将军事工业恢复到平时状态、交出武器和将一条铁路归属俄罗斯联邦的要求,二是,将俄波边界线定为比协约国所提出的边界线更偏东,即将加利西亚东部划在波兰境内。俄国提出,“准备以这条线为基础立即签订休战协定和媾和的初步协议 ”。这确实是苏维埃俄国的当务之急,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前政策”。因此,对于追究苏波战争的责任、广泛的批评自由等问题,列宁说:“我们顾不到这些了,而应当竭尽全力结束战争。”

    为什么要全力结束这场战争?10天后,列宁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战争虽然使我们几乎有可能把波兰彻底击溃,但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列宁在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却这样提到了波兰的这种“爱国主义热潮”:“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波兰社会党以及波兰农民(即富裕农民)政党都是希望和平的。这些党派的代表在明斯克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爱国主义热潮,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

    媾和是全力结束对波战争的最后办法。军事上失利后,选择媾和,这是自布列斯特谈判和约以来,列宁的一贯主张和做法。那么现在的这场对波兰的媾和也像布列斯特吗?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是拯救者,是带来和平的使者。作为拯救者,列宁在对波媾和问题声明草案中明确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殷切期望拯救这些国家的千百万劳动者,使他们不再遭受战争苦难,由此认为有责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尽快制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媾和的初步协议。”

    因此,对于列宁来说,对波和约与对德的布列斯特和约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签订了对波和约后,列宁对和约给与了很高的评价。10月15日,列宁以这样的概述总结了对波和约:“我们提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和约,而结果却签订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和约。”为什么这么说?列宁的理由是,一,“我们根据和约将割让给波兰的那些地方,波兰只有靠暴力才能控制”;二,和约的条件整体上对俄国有利,俄波边界线不像初始提出的“偏东50俄里,现在则是偏西50俄里”;三,对波战争是一次“实例”,它不是一场简单的战争,而是向凡尔赛和约的进军。“我们已经在这次经历中得到了锻炼,我们根据实际经验知道,所有这些尝试都将遭到失败。而在敌人的每次尝试之后,我们会比以前更加强大。”

    军事上惨败,政治上获胜,这是列宁对俄波战争的总的结论。尽管对政治上的胜利,列宁作了大量的、充满信心的陈述,但是他对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惨败还是耿耿于怀的,对攻占华沙的期望成为泡影还是深为遗憾的。在对波和约签订的前后几天,列宁数次对此事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愿望。

    列宁的这一遗憾是政治的遗憾,是世界革命未能在预计的时期和范围内取得进展和胜利的遗憾。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这不只是列宁个人的遗憾,而是他那一代人的遗憾,是那个革命时代的遗憾,是一个典型的十月革命的遗憾。

    谁之过?斯大林的说法

    列宁不想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不希望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尤其不希望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而分裂。

    而斯大林却坚持要彻底弄清苏波战争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指挥层的原因并追究个人的责任。斯大林还认为,这种追究工作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不能完成的,因此他明确表示这样的委员会应由他推荐的人员来领导。1920年8月30日,即在第九次代表会议开会之前,斯大林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对策:“中央政治局?我建议中央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通过国防委员会)来调查我们西线7月进攻和8月退却的情况。给该委员会两周的时间,委员会主席(如果中央没有最合适人选的话),我建议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担任。”

    谢列布里亚科夫所以被斯大林所选中,那是因为这时他是斯大林领导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年多来斯大林对抗托洛茨基及其建军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执行者。可见,斯大林坚持要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用自己的人来进行调查,将苏波战争失败的一切责任推给西线的军事领导人,并进而打击托洛茨基,取而代之。他的讲话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击,列宁也十分委婉地批评了斯大林所得出的结论。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讲话极为不满,于1920年9月23日给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了《斯大林同志的声明》,全文如下:“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昨天讲话中的一些地方可能给参加会议的同志怀疑我不正确地传达了事情真相提供了口实。为了澄清事实,我要声明如下:

    1、托洛茨基同志有关我戴着有色眼镜描述我们各条战线状况的声明不符合实际情况。看来,我是唯一的一位中央委员,当初曾嘲笑过?向华沙进军?的时尚口号并在报刊上公开警告过同志们不要扩大战绩,不要对波兰军队估计不足。只要读一下我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就足够了。

    2、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攻占利沃夫的打算未能实现的声明是与事实不符的。8月中旬,我们的军队到达离利沃夫8俄里的地方,并且本来无疑会攻占利沃夫的,而他们所以未能攻战该城,只是因为最高指挥部故意放弃攻占利沃夫并在我们的部队位于离利沃夫8俄里的时刻,指挥部竟然将布琼尼从利沃夫地区调往西线去为它解围。这和斯大林的打算有什么关系?

    3、列宁同志关于我对西线偏颇和战略上误导中央的声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谁也不可否认,中央有过指挥部关于8月16日攻占华沙的电报。问题不在于华沙没有在8月16日被攻占,这是小事一桩,问题在于,由于战士的疲劳,由于后续部队跟不上,西线终致面临灾祸处境,而指挥部对此竟然没有了解,没有发现。如果指挥部向中央预警过战线的实际情况的话,中央无疑是会暂时放弃进攻战斗的,就像它现在正在做的这样。华沙未能在 8月16日被攻占一事,我重复一遍,这是小事一桩,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使我们损失10万士兵和 200门火炮的空前未有的灾难,这就是指挥部的严重失误了,对此绝不可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中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查明灾祸的原因和保证我们免遭新的毁灭的原因。列宁同志看来爱惜的是指挥部,而我认为,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9月23日 斯大林。”

    斯大林的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几点,一是,他对列宁提出了严重的指责:爱惜指挥部而不是爱惜事业;二是,在苏波战争中,他是唯一一个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中央委员;三是,他要求追究苏波战争失败的责任完全是为了“事业”。

    苏波战争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苏维埃俄国究竟为什么要打这场对波战争?二是,斯大林和列宁及托洛茨基对苏波战争分歧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说,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决定进军华沙,其主要目的还并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世界革命,为了将苏维埃式的革命和政权扩展到欧洲的土地上去。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这一点,斯大林持同样的观点。1920年7月11日,在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斯大林所表达的是同样的观点:“我们在各条反波战线上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确定无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些胜利必将扩展下去。”    7月24日,斯大林从他的指挥部所在地发给列宁并且注明只给列宁的电报中对通过苏波战争在欧洲国家进行革命的意愿表述得更为明确:“现在,当我们成立了共产国际,波兰被战败,有了多少可以说得过去的红军,而从另一方面讲,当协约国正试图达成对波兰有利的喘息,以便改组和重新武装波兰军队、建立骑兵部队,随后将重新出击,也许,会和其他的国家勾结在一起,在这样的时刻和在这样的前景下,不去鼓动意大利的革命就是罪过了。应当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协约国直接斗争的时期,随机应变的政策已经失去其意义,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住我们不久前夺得的外交事务上的主动权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并且应该执行进攻的政策(不要和奔袭政策相混淆)。所以,应该将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势必摧毁)这样不稳定的国家组织起义的问题提上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德国有三十万流氓无产者,即使他们实有其数,当然,他们也改变不了和无法改变事态。简言之,应当拔锚,起航上路,在帝国主义还几乎没有来得及将自己散架的车辆重新组装起来的时候,而帝国主义还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将就着将这辆车摆弄好并且自己不会转入决定性的进攻。”

    所以,在对波作战问题上,斯大林并不处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断想之外。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

    斯大林和列宁及托洛茨基在对波战争上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一点:谁来领导对波作战。    苏维埃俄国内战时期的战线有多条。对西方的战线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非常关注的。但自从斯大林去察里津一线征购粮食和在那里组建军队后,他就将他所控制的西南战线视为主要的战线,并且不断地向中央和列宁抱怨对西南战线的估计和支援不足,并因此屡屡反对托洛茨基将兵力向西线倾斜的命令。在中央组建了西线集团军,并且在后来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西线军队指挥员后,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就愈来愈有抵触情绪,对不是他统领下的苏军在苏波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一直评价不高,而且有掩盖着深刻含义的微词。

    事实上,斯大林希望的也是快速拿下波兰,并且对这种快速充满了信心,只不过是要自己的亲信部队去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不仅没有反对过对波作战的总的战略意图,而且是希望这一意图能迅速实现的。他所反对的是他所侧目的旧军官、指挥西线部队的图哈切夫斯基;他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叫喊并不是要停止向华沙的进军,而是想通过这种貌似义正严词的驳斥来加速自己的部队——第一骑兵军暗地里向西推进。

    还有一件事加速和深化了斯大林与列宁及托洛茨基在对波作战问题上的分歧。这就是政治局为了攻占华沙决定重新划分战线,其核心之点就是让斯大林专管弗兰格尔战线,不再插手西线的事务。8月2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刚刚在政治局对战线进行了划分,为的是让您主要负责弗兰格尔。鉴于起义,尤其是在库班,随后是在西伯利亚,弗兰格尔的危险变得严重起来,所以在中央内部滋生了立即与资产阶级波兰缔结和约的意向。我要您很仔细地讨论弗兰格尔的状况并给出您的结论。”斯大林立即给列宁发了一份很不客气的回电:“您关于划分战线的函件收到了,政治局不应该处理这些小事。我在前线最多还能工作两周,我需要休息,给找个副手吧。总司令的允诺我一分钟也不会相信,他的允诺只会坏事。至于说到中央与波兰媾和的情绪,绝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有时在很成功地毁坏我们军事胜利的成果。”

    8 月3日,列宁也很不客气地给斯大林回电:“我不完全明白,您为什么对划分战线不满。请告知您的原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弗兰格尔的危险在增长。关于副手您将您的候选人的意见告诉我。也请您告诉我,总司令是怎样拖延他的允诺了。我们的外交是服从于中央的,它从来也没有毁坏过我们的胜利……”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作出了某种让步,西南线改组为南线,由斯大林负责,而斯大林属下的第12军和第一骑兵军划归了图哈切夫斯基的西线。8月4日,列宁又一次给斯大林电报:“明晚6时将召开政治局全会。请尽量在此之前将您关于布琼尼那里和弗兰格尔战线迟滞性质的结论发来。一些重要的政治决议可能根据您的结论而作出。”斯大林的回电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本人需要我的意见,所以我不能将所需要的结论发给您,而只限于通报单纯的事实。”

    所有这些文件都只表明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波战争的部署有意见,而不是对对波战争的战略有分歧。这时,斯大林的个人利益考虑常常凌驾于他与中央的正常关系之上,致使对波战争的全局产生不利影响,而最终的结果是,当苏军在华沙城下败北时,斯大林就有了对不该兵发华沙的最彻底的指责,也就有了把自己描述成为是嘲笑过“向波兰进军”的“唯一的中央委员”。应当指出的是,7月初的苏波战争还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进行,还远没有将进攻华沙提上议事日程,也没有人提出“向华沙进军”的口号。这时,最激进的口号是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那就是:“向西进军”。只是在8月13日西线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统帅下发起攻占华沙之役的第二天,托洛茨基才在其发布的命令中用了“向华沙进军”这个口号。斯大林在6月24日和7月11日就两次用了“向华沙进军”的口号,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斯大林当年的那些谈话是不是这样讲的。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并没有提到斯大林是当年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唯一中央委员”,只是把对波战争的胜利不是归功于西线,而是归功于斯大林指挥的南线;不是把对波战争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南线,而是归咎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书中是这样写的:“作为对波军进攻的回答,红军部队展开了全线进攻。南线红军部队解放了基辅、把波兰地主赶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一鼓作气,一直打到利沃夫城下,而西线红军则逼近了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了。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司令部中的拥护者的可疑行动,破坏了红军的成功……托洛茨基的有害命令迫使我南线部队实行莫名其妙、毫无根据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兴高采烈。”


    谁之过?托洛茨基的说法

    在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央的指责后,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攻占华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根据不正确的侦察情报作出了不正确的决策。斯大林所指的“主管负责人员”显然是下达了进攻华沙命令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关于军事问题报告的最后部分驳斥了斯大林,说如果侦察有问题的话,也是斯大林的情报误导了中央。托洛茨基说:“我们收到了足够多的有关敌人完全瓦解、惊慌失措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对于强化军队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至于说到有谁误导了中央的话,那不如说是我们逼近华沙时的党和政治方面的情报……是斯大林同志误导了中央……如果说中央是依据那些说华沙将被占领的误导了中央的同志来决定政策,那中央就是个极为轻率的机关了,因为那些人有的情报,我们也掌握。”

    托洛茨基在会上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指责,并进而将兵败华沙的责任推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指责的是同样几件事,只不过双方的解释不同罢了。

    其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上严重分歧。托洛茨基一直十分重视西线,认为西线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未来。他表述过,寻求一个和平的西线或者甚至使西线消失是自己在十月革命后的倾力所在。西南线始于北高加索地区,是斯大林1918年6月去那里当征粮委员后出现的。斯大林通过人士安排和各种争斗,将原有的西南战线的指挥权归到自己和自己人的名下,并不断向中央要求对西南方战线的更大的关注和物质支援。但托洛茨基对此几乎是不予理睬,所以在1918年9―10 月之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矛盾首次激化,他多次向列宁告托洛茨基的状,说托洛茨基是“叛变行为”,“彻底断送南方战线”。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一直有保留,加上西线的指挥权和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托洛茨基的手里,这一保留的看法愈益掺杂着与托洛茨基个人斗气的成分。

    其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斯大林麾下的第一骑兵军的看法严重分歧。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受伏罗希洛夫的直接领导,从他们建立之日始,伏罗希洛夫的第10集团军和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就受到托洛茨基和军事领导最高当局的批评和指责,认为他们是不懂得战争和战略的“游击军”。托洛茨基曾多次阻挡斯大林将这二人提升为统制军队的指挥员,但结果是在中央将两种意见的折中下托洛茨基的反对不了了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部队成为斯大林最信得过的部队,他们本人也成为最忠于斯大林的人。尽管如此,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经常越级径直向列宁发电抱怨自己部队的处境糟糕,要求改善,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托洛茨基,要求惩处或者撤换总司令部的人。在发动了对波战争后,为了保证西线的军事行动,托洛茨基开始要求从南线和北高加索战线抽调骑兵力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往利沃夫方向的。但是,布琼尼的骑兵军一直攻占不了利沃夫,列宁多次询问原因,斯大林也多次保证利沃夫即将攻克。第一骑兵军成为斯大林手中的一张王牌,斯大林期望它在适当的时机抢在图哈切夫斯基统领的西线军队之前在西行的路上“占领尽可能多的地方”。8月初中央决定划分战线后,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一骑兵军和第12骑兵军正式划给西线,但斯大林和南线司令员对这一命令的执行很迟缓,所以第一骑兵师一直驻军在离利沃夫8公里的地方。

    其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对波作战胜利和“向华沙进军”部署上看法的严重分歧。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胜利是“沾沾自喜”和“自吹自擂”,向华沙的进军是“没有后备”的。托洛茨基自己并不认为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是较早注意到与波作战的问题的人。早在1920年1月28日,他就在致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的电报中提出过警告:“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对于对波作战问题,着重考虑两点,一是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动员工作,二是要做好指挥人员的培训、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的供应。

    托洛茨基并不认为红军对波作战取得初步胜利是终极的,战斗将是长久的,因此多次提醒要扩大军需,向西线输送优秀人才。事实上,托洛茨基对西方面军的管理还是很担心的。在红军兵败华沙的前几天,托洛茨基和在给列宁的绝密电报中写过:“最糟糕的是战线拉得太长,缺少道路和联络手段。”供应糟糕并不是西线一线所遇到的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不考虑后备和后续力量将对波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托洛茨基是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不管是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还是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无论从政治上说,还是从军事上说,他们之间的不和和争斗深刻地影响了苏波战争的进程并成为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一个无法推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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