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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  

2011-02-24 19:42:25|  分类: 觥杯交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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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新天

                         一、人类精神复兴的泉源

     当我们考察国际问题时,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思考:国家、地区和全球。
地区亦称区域,通常指连续的地段,其中心具有一定的共性,却又缺乏国家
那样明确的边界。地区往往空间较大,足以成为一块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地区也由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历史过程产生文化的心理认同,而不仅是
单纯的空间组合。东亚正是这样一块地区。
     现代化在东亚 (包括东南亚)的胜利进展是二战后最令人激动的现象之
一。如果说,日本的繁荣还只是非西方国家发展的特例,亚洲“四小”的成
绩又因其相对狭小的规模而限制其普遍意义,那么中国、东盟、印支国家的
急起直追,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东亚奇迹。90年代以来东亚持续上升的趋势,
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展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文化圈的前景提供了基
础。
     追根溯源,在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极其广袤的中华文明圈。此文明圈的一
个显著特征是对汉文化的学习和认同。汉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越南、朝
鲜等。经过中国文化改造过的佛教,传入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在宗
教影响下的绘画、医学、建筑、音乐和人物,都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
儒学在日本、朝鲜、越南已深入到各自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政治制度之
中,与在汉“文化圈”的核心地区——中国的表现形态非常接近。
     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似乎在公元4、5世纪时已经
形成。唐、宋时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祖先也利用这些航线,到广州、泉州、
杭州等地传教与通商。元世祖忽必烈被视为中国“海洋政策”的鼻祖,除了
两次“东征”日本(1274年,1281年)外,曾用“舟师”去征伐占城和交趾
 (今越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还派出二万海军远征爪哇。这些穷兵
黩武的行动,并未取得悠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因此,明太祖与明成
祖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大规模地开展了对南洋和西洋的通商友好活动。这时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显生机,“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经过郑和七下西洋,
中国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足迹所至今之柬埔寨、泰国、苏门答腊、文莱、
爪哇、马来亚、加里曼丹、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直至非洲东岸。就当
时的条件来说,太遥远的国度只能偶尔联系,只有与东南亚的交往十分频繁。
中国在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地建立了贸易据点和居留地。事实上在郑和
的记载中已经描述了早已定居东南亚的“唐人”(华人),由于文化程度较
高,善于经营,在当地构成上流社会。虽然明朝未能使“天朝礼治体系”推
广到东南亚,那里主要一直在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之下,然而长期
的共处和交流促进了文化上的融汇。
     以典型的伊斯兰化的印尼文化与中华文化作一比较,会发现许多相似
点。印尼人相信,真主通过父母创造人类,信仰真主必须敬爱父母,尊重师
长。对尊长要“敬重如山,虚怀若谷”。在印尼议会中主张先协商再达成决

议,与整个东亚政治机构中强调共识是一致的。印尼提倡“三大奉献原则”,
即:一、吾为社稷之主;二、保家卫国义不容辞;三、常思过而知不足。这
与中华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日三省吾身”有异曲同工之
妙。印尼政府规定,在建设时期,允许人们有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尽管人们
有不同的利益,但每个人必须对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负责,不能把个人意
志强加给别人。尽管印尼是个伊斯兰教国家,但其遵循的原则与伊斯兰教的
核心地带——西亚的阿拉伯国家有一定的差异,而与毗邻的中华文化圈有相
似之处。当然,东南亚不少民族虔信宗教,而中华文化中的宗教气息相对较
弱,文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但在佛教占主导的泰国和伊斯兰教占主导的
马来西亚和印尼,宗教的精神追求并未妨碍人们为改善现世的物质条件而奋
斗,令人不由得想到中华文化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态度。
     东亚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瑰宝。我非常赞同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的
 “轴心期”观点,即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左右,埃及、两河流域、
西方 (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独立地各自达到精神上的第一次飞跃。迄
今我们所思考的各种哲学,都源于那个辉煌的时代。它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
上证明了人类的共同起源和同一性,而是从精神上论证了人类的共同起源和
同一性。西方文化已经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导致了以科技革命
为中心的社会巨变。然而技术时代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难以
克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和文化危机。我们只能从自己的思想宝库中去挖掘应
付新局面的武器,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会对克服全球威胁有所补益。从更
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人类终究要超越战争动乱的“动物界”,在和平统一
的环境中创造、达到人类精神的第二次飞跃。历史文化研究的大师汤因比指
出:“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
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①具
有深刻内涵而又有丰富的多样性的东亚文化,必将对人类精神的复兴与更新
起促进作用。

                         二、经济发展成功的动力

     东亚国家(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世界各国的研究者都试图解开其
谜底,东亚文化成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一个争论日久而且还会继续争论
的话题。当日本大力推进其工业化时,澳大利亚一位专家考察回来表示失望,
说“日本人满足于现状,没有时间观念,难以掌握西方现代技术和管理”。
事实粉碎了他的预言。60年代,世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断定,儒家思想与现
代化不相容,因此东亚很难经济起飞。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协作,注重集体
和稳定,不求变革,重视人文主义而忽视科学技术,无法指望它引导现代化。
但70年代后,形势大变,“亚洲四小”的经济成功令人刮目。有趣的是,恰
恰是以前受到批判的儒家价值观,被公认为是增长的内在动力。
     韦伯概括过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个人主义、市场竞争,放任主义等,
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东亚的工作伦理和企业精神
却截然不同。个人只有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因此人人必须恪守在团
体中的责任与义务,注重相互合作。东亚的文化特点不仅可作定性分析,而
且也可作定量分析。美国学者米高邦 (Michael Bond)在二十二个东西方国
家开展华人价值观调查。他拟定了四十项华人基本价值观,采访者对每一项

打分。四十项指标归为四类:“融合”、“儒家工作动力”、“仁心”和“道
德纪律”。其中米高邦特别重视的“儒家工作动力”(尊卑、节俭、毅力、
知耻、互礼、稳重、面子、传统)指标,日本及“亚洲四小”均排在其他国
家之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余绍华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五十一个中型企业中
层管理人员进行价值观调查,虽对米高邦的四类指标提出商榷,但总的来说,
同意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有联系,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有重要影响,当然
这不排斥健全政治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当然,中华文化已存在几千年,而东亚的起飞却是近几十年的事。应当
承认,东亚各国在实行工业化时,并非有意识地创造新的伦理和精神,而是
在很大程度上学习、模仿、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和制度。但是,
正如无色的光线经过棱镜便折射成七色光谱一样,西方文化必然经过东方文
化的过滤,结果产生完全不同的风貌。也可以反过来说,东方文化适应情势
得到了改造与更新,结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概而言之,西方文化的本
土化与本土文化的转型化是东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值得其他发展
中国家借鉴。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两元化现象,并同时引发
了文化的两元化现象。广大的农村中本土文化固守传统,而在少量城市中完
全模仿西方文化。这种经济与文化都存在的冲突和断裂状态,对于动员全体
人民实现现代化无疑极为不利。东亚国家在消除经济两元化同时也就撤除了
文化两元化的基础,在解决文化两元化的同时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它证明东
西方文化的冲突可能通过独立国家的自主性选择的实践来消弥,这对于发展
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突破性意义。
     关于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争论,归结为“文化论”与“制度论”两派。
 “文化论”认为各民族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各不相同,它对于经济发展有较大
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一来,学习传播其经验便比较困难,因为显然
任何民族都很难移植其他民族的文化。“制度论”则认为文化的作用很小,
经济发展取决于特殊的经济政策与条件。从这种观点出发,现代化的扩散比
较容易。著名的现代化专家彼得·伯格说,他仍在两种观点之间徘徊,但认
为正确的答案似在两者之间。①事实上,确实很难将两者截然割裂。因为首
先,如果没有其他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支撑,文化因素不能单独起作用。比如,
同在东亚,柬埔寨、缅甸、朝鲜还未走上高速增长之路。因此,当我们研究
文化时,决不能简单地到文化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原因”,但可期望找到经
济发展的“契机”,也就是说,不是鉴定文化特征本身,而是鉴定能使经济
具有活力的文化因素。其次,文化的作用并不虚幻,正确的政策与合理的制
度当然会鼓舞企业家与人民为之奋斗,但怎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怎样使
企业家与人民乐意遵从政府的战略,它的背景离不开文化。东亚国家的人民
储蓄率高,美国人的储蓄率低,似乎并不能只归结为工资制度和银行政策的
不同。再次,我们承认文化的影响,是在非常广阔的视野上,把文化变为诸
多变量中的一种,它不但确定了政策的范围,而且也关乎社会风貌的特征。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会不经过文化的筛选过滤,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国家
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最后,东亚国家的进程表明,现代化的初期往往更侧重
于制度和政策的引进与建设,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各民族会在东西文化融
汇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精神价值的实现,本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将随之逐步
加强。制度与文化在交互作用与协同作用中共同前进。
     东亚的经验不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启示,而且具有国际理论意义。例

如,东亚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广度和强度,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然而与
此同时市场机制又灵活而生气勃勃,能够应付变局。笔者曾与美国著名发展
经济学家巴格瓦蒂和费希罗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们都认为此中的机制仍是未
解之谜,深入研究后可能改写西方理论。文化不能简单地移植,但是可以学
习。人类认识周围环境和控制环境的能力并非单个民族能独立完成的。每个
社会中都有大量文化来源于其他社会。工具、组织、信仰、艺术和其他文化
成分川流不息地从一个社会输往另一社会。接受了新信息刺激的文化也会作
出反应,逐步变化。因此,东亚文化既有历史上存在的特殊性,也有普遍化
的潜力。

                       三、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武器

     东亚到下世纪初可以成为与欧洲和北美鼎立的一足。现实决定意识,意
识又表现为行动,亚洲人认识了自己力量并为此而自豪,他们要发出自己的
声音,寻找自己的发展准则和道路。过去几百年来,欧美列强除使用武力手
段外,亦以基督教、法律和通商摧毁世界上大部分原有的文明和社会,否定
或改变当地的道德标准。西方人自恃欧洲道德标准具有优越性,能有效地在
全球各地建立新标准,並自诩为其他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导师。他们依据自己
订立的标准,独断地以对自己有利为前提去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强权政治
在文化上也同样趾高气扬,盛气凌人。
     经济活力和相互依存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心。原来对西方的颐指气
使只能忍气吞声,现在却要自己给自己下定义,讨回公道与自尊。西方不遗
余力地鼓吹民主和人权,且不谈其在西方实行的问题与弊端,纵然假设其绝
对完美,又能否套用到情况不同的亚非拉各国呢?西方曾激烈地批评韩国、
新加坡和台湾的“专制”和“集权”,但这些国家(地区)却保障了经济繁
荣,促进了市场的发展。相反,与美国政治制度最接近的菲律宾,经济长期
停滞不前。亚洲人开始明确提出,西方的价值观不适合亚洲。1993年12月
我参加了美国亚洲基金会召开的“亚洲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国际讨论会。
亚洲国家 (地区)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民主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民主的成长。最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
间寻求平衡,建立适合于特定经济阶段的民主形式。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民
主化浪潮更证明了,只有经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主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
即使如此,正如韩国国家银行行长赵■教授所指出的,韩国的民主必然是兼
具东西方长处的韩国民主。
     亚洲人正在经历心理上的变化,从“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
产的价值,肯定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承认
亚洲在人权问题上确有不足,但是,“允许别人就自由和人权问题给我们上
课,对我们进行恐吓,……就等于我们自受其辱”。新加坡前大使许通美在
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列举了在东亚行之有效的十项政策,
其中包括人民和国家间的社会契约,建设道德伦理上的清洁环境和自由负责
的舆论,摒弃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他说:“亚洲人世世代代一直学习西方,
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但我希望,西方也应当心甘情愿地向东方学习,现在
已经是时候了。”
     亚洲人态度的转变震动了西方。美国著名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以特有

的敏锐性,写出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认为,今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在于
文化,各国频繁的交往加强了文明差异的意识。西方推广其价值观的努力引
起了其他文明对抗性的反应,儒教与伊斯兰教正联合起来向西方挑战。未来
的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亨廷顿的观点在学理上并不
正确。文化和宗教的差异,经常只是冲突的导因,而领土、财富、资源、权
力的利益之争,才是冲突的主因。何况,不同文化之间不仅有冲突和对抗,
还有交流与融合。被他视为洪水猛兽的伊斯兰文化,在文艺复兴的旭日东升
之前,为中世纪的暗夜挂上了一轮皓月,中华文化传到西方,成为启蒙运动
的发动机。同时,文化也包含着许多相同的价值和观念,从哲学上看,佛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都对人类、环境、社会、家庭有着重要的精
神引导意义。文化不仅可分享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也可锻炼出共同的利益
与抱负。
     这一切都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消失了。如果说他的观点在学理上是不完全
正确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确是敏感而富有洞察力的。本来,西方国家在以
硬权力独霸世界时,在软权力上也占尽先机。东亚国家的崛起,使西方第一
次严重地感受到异质文化的挑战,其软权力的优势正在倾颓。东亚的思想文
化、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涌上了国际舞台,毫不理会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以
独特的政治文化肯定自己的存在。这是亨廷顿忧心忡忡的真正原因。
     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文化上经历了痛苦的思考过程。本土文
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暴露出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特点,人们不能不剪
辫子、放小脚、废文身,被迫学习外来文化。强制性造成两种偏向:一种在
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同时,也激烈地抵制一切西方文化;另一
种痛感落后,崇拜西方,照搬一切,恨不得长成金发碧眼。反反复复,碰碰
撞撞,直至民族独立后人们才能消除这两种偏向,以较平和的心态自主地进
行学习和选择。西方国家没有此种经历,这是它过去的幸运;然而,它们因
此更难理解世界多种文化的优秀和伟大,这是它未来的不幸。西方中心主义
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它将成为西方继续进步的桎梏。亨廷顿恰恰是西方保守
习惯势力的代表。
     东亚民族的实力增强,可以在国际政治舞台要求自己应得的权利,文化
是其手中的武器之一。早在1980年,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
尔就曾注意到,在未来的世纪,俄国人的挑战是军事性的,中东的挑战是经
济性的,只有东亚对西方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从经济发展的风格到基本的价
值观。现在,东亚文化还在为东亚各国争夺应得的权利开路,将来即使达到
了这一目标,经受过殖民与奴役之苦的国家也决不愿和不会去欺凌别人。东
亚文化要以“全体大用,圆融和谐”的中道文化,兼容并包人类各种思想文
化的精华,为创造更加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化,贡
献出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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