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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赖建成讲布罗代尔4  

2011-02-07 17:26:13|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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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集I
Fernand Braudel (1969): Ecrits sur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Champs No.23)。Sarah Matthews译:On Histo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刘北成译:《论历史》,台北:五南出版社,1988。
  这本文集收录12篇旧作,包括《地中海》前言的摘录(第1章)、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辞(第2章)、他最著名的史学方法论(第3章)、三篇论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文章(第4-6章)、五篇书评与引论(第7-11章),以及一篇讨论文明史的专文(第12章),这些文章是1944-63年间发表的。以下依序表达我对各章的看法,最后就全书做综合评论(页码以中译本为准)。
1    个别评论
  第一章摘录《地中海》第一版(1949)序言的下半段(3页),介绍该书的内容是由哪三部分组成,以及他所创发的三种历史时间概念: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事件时间。
  第二章是1950年12月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就职演讲。1949年他的老师费夫贺(Lucien Febvre, 1878-1956)退休,由他接任;这在法国教授职位中是最荣誉的,由该学院中各学门现任的教授(40-50人)投票选举,竞争激烈。教学的规定很简单:每年要换个新题材,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布劳代尔在此任教到1970年,之后由他的学生,也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主将Le Roy Ladurie接任。
  初任此教职者须发表公开演讲,说明自己研究领域的特点与方法,以及此领域的展望。这些讲辞日后都会以专书或专文出版,其中有好几本已成了经典之作,例如Pierre Bourdieu和Michel Foucault的讲辞都很具代表性。在这篇讲辞内,布劳代尔以〈1950年历史学的处境〉为题,重估当代史学的优缺点,全文共分四节。他有两项主要诉求:(1)主张「全部的过去都需要重构」(页14);(2)反对事件史的研究,主张应从总体史、长时段的角度来研究历史。
  这是一篇宣言性的讲辞,强调这个时代的多灾难和事变,在一个什么都在变动的世界里,传统的事件史研究法无法捕捉到历史的深层脉动。本文前两节说明这种方法论的缺陷,第三节开始「推销」他的长时段总体史观,第四节颂扬他的前任(Febvre)的研究贡献。1990年代重读此文,感觉到他在48岁时所写的宣言,一直被延用到1985年83岁去世时的著作中。
  第三章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篇,几乎可以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单篇论文。此文的主旨很明确:在他55岁英壮之年,终于把从《地中海》提炼出来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以较完整的历史哲学形式表达。他的对象,除了历史学界之外,还包括广义的社会科学界,以及哲学界的读者。他很看重这篇文章,因为他知道这将会是他的代表作。他在1940年代所创发的长时段概念,在「促销」将近十年之后,需要把它提升到理论的层次。他很明了,要让长时段这个论点能存活下去,就必先要使它概念化,因为只有能够概念化的分析工具,才有被不同学门借用、引申、加添不同经验的机会。
  他首先说明,1950年代史学的处境和从前大不相同,因为社会状况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例如世界大战),新的社会科学相继茁壮(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是既有的分析工具与观点,已不足以解释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各门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力,以及各学门所研发的新概念,对历史学产生严重的威胁。相对于社会科学,历史学界较少能提出具有分析力、洞视性的概念,布劳代尔明白这一劣势,为了避免史学被社会科学征服,他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较弱或甚至一直被忽视的面向:长时段的概念。他说,社会学的分析中,缺乏一个社会时间的面向;地理学的著作中,没有地理时间的面向;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人类、语言、心理、人口等学门),对时间的面向也未赋与足够的注意。他主张用「持续的时间」(dureé)作为分析的工具,持续的时间(或译为时段)可以分成短、中、长三种。他反复举了不同学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史实,奋力争论一个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论点:短时段的事件史就像火花和泡沫一样,易来易逝,更深刻的分析应该要能找出整个事情的结构,以及在长时段内结构的动态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历史的焦点放在地理时间上、放在社会时间上,所观察的时间单位不是短暂的一年、五年、十年,而是中长期的30、50年趋势变化,以及更长期的世纪性变化。
  读这40页的译文,让人很有喘不过气的感觉。布劳代尔真是个难缠的推销员,知识广博、自信、声色俱厉,反复论证、紧咬不放,就算他不能convince(说服)读者,必定能confuse(搅迷糊)有疑问的人。这是他倾全力的演出,我想这篇文章到21世纪还会流传下去。
  第四章〈人文科学的统一和多样性〉,基本上是以不同的语句在重复上一章的内容,不但无新意,而且还显得草率。
  第五章〈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主旨,是鼓吹这两个「相近」的学门成亲。这是他应巴黎大学社会学教授Georges Gurvitch之邀写的。他们两位在德国战俘营时期就是好友,更重要的是Gurvitch的社会学分析很注重时间面(见页97的解说),这很合乎布劳代尔的口味,三方面是年鉴学派在1920年代很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布劳代尔愿意让这两个有渊源的学门再度密切联系。这是1950年代末期的观点,那时期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在法国还有相当近的血缘性。从1990年代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所鼓吹的论点已无意义,这两个学门在英美德等国早已各自独立发展,就算在法国本土内,这两个学门也早已各说各话。
  令我失望的是第六章〈关于历史经济学〉。这篇文章原刊在1950年的《经济评论》(Revue économique)创刊号上。他是编辑委员之一,这个刊物是1947年由刚创办的「高等实用研究院第六组」(1975年改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所以我推测此文很有可能是他的应酬作品。对这个庞大的题材,他以10页不到的篇幅和两项注释写出这篇三节的文章,实在看不出他的重点和论点,更无新概念、新面向可言。
  从第7到第11章都是书评,我觉得第7章最内行、最有力、最有相辅相成的功效。最直接的原因,是Pierre Chaunu(巴黎大学现代史教授)所探讨的题材《塞维尔和大西洋,1504-1650》,是地中海域研究的一部分,而这个地域也正好是布劳代尔的「老地盘」,所以他很能说出一些内行的评论。相对于同书内的其它几篇书评,这种让读者有高手的感觉,在这章内特别明显。法国的历史学界在社会上享有较特殊的地位,人材也辈出。Chaunu年龄比布劳代尔轻,但著作的数量却远超过他,而且比他更早进入Institut de France当院士。他和夫人Huguette Chaunu合着的这套大作,是1955-60年间陆续出版的, 12册共7,343页。
  Chaunu最有名的,是数量系列史的研究(histoire quantitative, histoire sérielle)。他很能够运用数据数据,建立各种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变动状态,而这也是布劳代尔在这篇书评一开始就赞誉他的地方。在第一节「结构与局势」里,布劳代尔批评Chaunu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武断的空间」,尽管有很丰富的数据与论述,但「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弱点、空白、令人惊异的省略」,之后他以四节详细论说此书的优缺点。我有两点印象:(1)这是一篇行家对行家的精彩书评,不论在格局架构、史料的运用、问题的重心上,评论者都很适切地为读者点出这项题材的另一些重要层面;(2)而他所提出的参照架构,还是反复强调长时段与总体史的研究方法(页121-2)。
  第八章是评论Sorre在1943年出版的《人文地理的生物学基础》。这篇书评在1944年出版,是本书诸章中最早的一篇。此时二次大战尚未结束,布劳代尔还在战俘营,是他在德国读了此书,写了书评寄给费夫贺(本文的注释5有Febvre的编者注,证实了这一点),登在他所主编的《社会史论丛》(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上。这个刊物其实就是《年鉴学报》,它的另一位创办人布洛克(Marc Bloch)因为是犹太人,正在逃避纳粹追捕,所以在战时由费夫贺独撑;因为稿源与出版等各方面都有困难,所以暂改此名。布劳代尔对生物学并不在行,为什么要写这篇书评?从这本书的标题看来,先吸引他的很可能是人文地理这个主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他老师都很受地理历史学的影响,所以旁枝地注意到人文地理学,但他们未见过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人文地理,所以对此书大感兴趣。正如他在本文第一页就说到的:这本书提出许多很好的问题。整篇书评基本上是在摘述、介绍这本三卷著作的内容,以及一些零散的感想,和上一篇有体系性的锐利评论形成强烈对比。从他所摘述的现象,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位兴奋的外行读者,热切地在向同行强调这个方向的研究,对历史学界可能会有很大的启示。收录这篇书评的原因,或许是当作五年战俘期间的一项纪念品吧。
  第九章〈论社会史的一个观念〉。前三节摘述、评论Otto Bruner的《社会史的新路线》(1956);最后一节「什么是社会史」则是借题发挥,阐述他对社会史的看法。在「社会史是什么?」那一节里,他又在强调长时段与总体史的必要性与优越性(页165-6)。前三节我无法评价,这一节我确定无新意。
  第十章〈人口学和人文科学的范围〉,评论三本人口学的著作。他对Ernst Wagemann人口史著作的评语,看起来怒气十足,说「这些著作是草就的、未完成的、发高烧的、自娱娱人的,...甚至是平庸的」(页171)。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对这么不满意的著作耗了那么多笔墨。
  Alfred Sauvy (1898-1990)是法国人口史的权威,以Sauvy在经济学与人口学的素养,布劳代尔的书评恐怕不容易搔着痒处,反而容易自暴其短。首先,从他的摘述里,尤其是页182-3在述说边际生产力曲线、总体生产力曲线、最适人口等概念与数据时,我跟不上他的文字,我也怀疑有多少读者在没有曲线图与几何图型的辅助下,能理解他的论点。其次,他的批评对经济学与人口学专家而言显得外行,未能提出有力的攻击,也未能提出有效的历史概念,对人口史学者产生新启发。相反地,他又拿出老套,攻击Sauvy太注重「瞬间」的事件,不注重「长时段」的分析(页188-90)。
  他所评论的第三本着作是Louis Chevalier的《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级》。布劳代尔说:「这确实是个好题目」,尤其「危险阶级」这个好题材很少有人研究,作者主要从工人阶级中的自杀、杀婴、卖淫、精神病、死亡率等角度去研究。布劳代尔对这本书的题材很认同,有话可说,也说出了一些漂亮的论点(页191-204),这部分不论在页数或分量上都很足够独立成章。
  第11章是评述Marvin Haris (1956)的《巴西的城镇和乡村》。这本书的内容「所涉及的完全是一次旅游以及在一个巴西小镇的逗留」(页209)。为什么提倡「长时段」、「总体史」的历史学家,对「一次旅游」、「一个巴西小镇」的书写了15页的评论,还收录在史学方法论文集内?本文前三节基本上在摘述这本书的内容,到了第四节,尤其是页219以下,布劳代尔说起1947年他在巴西的另一地区有过一次旅行;在随后的一两页里,他似乎掉入往日的回忆里。若从巴西旅游记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无论在架构上、深度、广度、趣味性等各方面,都比不上利瓦伊˙史陀斯的《忧郁的热带》,为什么布劳代尔独锺于那个巴西小镇呢?我能想到的解释,就是他在1935-7年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书,1947年又去过一次,这本书的记载与情境对他产生了亲切感,动情之下写了这篇书评,也藉此记录自己对巴西的情感。
  第12章是《法国百科全书》(1959)第20卷内的第五章:〈文明史〉。它的副标题是「用过去解释现在」。基本上这是一篇回顾与评述性的文章,在导论里他先说明文明史的性质,之后在第一节「文明和文化」里,分两小节讨论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名词的起源与变化。在七页的篇幅内,我们再度见证了布劳代尔的博学,我没想到这两个名词还这么复杂。下一小节则在界定「文明」的内在意涵,以及六位名史学家的不同诠释,我觉得本文中最重要的部份在此。第二节「处于十字路口的历史学」,论述应该从哪些角度把文明史这个题材界定得更好。第一小节「必要的割爱」中,他简要说明应如何取舍史料,才能让此题材的特色突显。第二小节「应谨记的标准」里,他说得很清楚明白,也很有见解。下面两小节「关于历史学和人文科学的对话」、「打破专业界限」,对读者而言都是很熟悉的老话了。最后一节「历史学面对现实」内又分四小节,其中的第一小节「文明的寿命」,他又提倡应该用「长时段」的观点来解释文明,才是较合适的工具。这一点反而让人启疑:「长时段」真的是历史分析的万灵丹吗?之后的三小节基本上是「余论」,删去也无妨。综观看来,本文的重点在第一、二两节,写得相当好,其中最精彩的是第一节的第二小节(评述六位史学家对此题材的论述)。这六位当中,我觉得他对史宾格勒(页238-42)和汤恩比(页242-252)的评述较深入,其余四位只各占一至两页的篇幅(他对汤恩比的评论最长也最生动,谨此推介)。
  中译本多了一篇附录,是华勒斯坦(Wallerstein)对布劳代尔史学贡献的综合评述,原文刊在Radical History Review(1982年第26期)。在这篇综述兼评论的文章里,华勒斯坦似乎没把读者对象界定清楚,因为他在前三页(页281-3)里介绍布劳代尔的生平,这件事有必要由这位美国的大社会史学者重述吗?之后综述战后欧洲学术界的几股潮流与各学派兴替的过程(页284-6),其余部分(页287-95)则在介绍、评论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特征与强弱点。这个题材过大,12页的篇幅只能提供蜻蜓点水的效果,而且内容太广,每项只给一段评断。整个说来,我得觉这篇文章对华勒斯坦而言是容易的。1991年他在同一刊物(第49期)又写了一篇〈超越年鉴?〉(Beyond Annales?),在八页之内对整个年鉴学派扫射一番。年鉴学派对外国人或许是个均质的共同体,但对法国历史学界而言,那是个内容复杂的团体,其本质在1980年代也有了化学性的变化,内部的检讨文章也四起。如果华勒斯坦是北美地区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言人或评论者的话,他不应该写这种浮泛的文字。
2    综述
  我把本书各章的主旨以及我的评论列在表内,简要地呈现我的观感,同时我也试着给不同的星号(*),来表示我喜爱的程度,*号愈多表示愈好。
【表一约在此处】
  经过表一的摘述、评论、评估之后,单从最后一栏的数量化结果来看,我认为本书内可以长存的有第3、7、12章。有三篇是轻率容易的作品(第4、6、11章),其余七章中等。这项数字正好是常态分配:三好三坏七中等,大师级的文章也非篇篇上品。
  这本书算是他的史学方法论文集,可以归纳出他的三项法宝:(1)长时段的分析单位,(2)总体史研究法,(3)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对话。这几项概念在1950年的就职演说(第二章)里已有基本雏型,到了1958年的代表作(第三章)内,就有成熟的全貌。令人启疑的是:这三项概念难道是放诸四海通用的好分析工具吗?他在书评中屡屡批评他人只注意到事件、短时间、「武断的空间」,然后争论说长时段与总体史的优越性。他拿自己塑造的三个框框,去套评别人的作品,未免主观性过强。再说,这几篇书评除了第七章较深入外,其余诸篇都是容易的,因为他只在旁边说这里不够好、那里缺什么,而没能在概念与内容上说服读者说:加上了哪些概念与材料之后,对整本书的架构与深度会产生怎样的显著变化。而这才是我们对大师级人物所预期、所企求的。为什么这位有「史学界诺贝尔奖级人物」之称的大师,只有那三件衣服换着穿,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达半世纪之久?难道他没能力多做几套新的吗?
3    对中译本的观察
  翻译人文社会科学的著作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译者在明知得不偿失的情况下,还愿意替中文学界施肥,就算译文略有闪失,我也从不苛求。译书实非易事,本书是法文译为英文之后再转译中文,如果「翻译就是叛逆」的话,那么这本中译在先天上就有双重的失落。
  我的要点是第三层的失落。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到相当吃力,除了内容的理解要注意之外,译者的中文也是一大困扰,例如「以及居于研究工作的最前列的无可比拟的殊荣,尽管那种研究可能是大胆冒险的」(页22)。再举一例:「在这两个邻人中,一个耕掘毕竟不能严格地说成他的领域的过去,他这样做的借口是重复性;」(页89)。这类的例子在全书中还有不少。
  另一个问题是理解上的失误,仅举两例:「正如经济学家的聪明说法,即其它一切都是平等的,」(页270)。经济学界立即可以判断,这是本行最基本的假设other things being equal的误译,应译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另一个小例子,是页174谈到气候变化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知道这是英国Stanley Jevons (1835-82)所提出的太阳黑子与景气循环相关假说。我查了布劳代尔原文(页200)和英译本(页136),才了解中译者的「白斑周期」原来就是太阳黑子周期。
  西洋史学著作中有许多人名、地名、事件对东方读者是陌生的,译者有必要尽可能的加上脚注。本书最后附上英中人名对照索引,但没有附上页数,这样的索引有什么功用呢?最后一点:排校实在粗糙,外文的错误不说,中文的错别字也远超过学术著作可容忍的范围。

 

7
历史论文集II
Fernand Braudel (1990): Ecrits sur l'histoire II, Paris: Editions Arthaud; 二版:Editions Flammarion,Champs文库304号(1994年)。
1    内容
  这本《历史论文集II》是作者在1985年底逝世后出版的,文库版内共收五篇文章。第一篇是他的自述,标题是〈我的历史学教育〉,原先是应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主编之邀写的,刊在1972年第44卷第2期页448-467;本书所收的是法文原文(页9-29)。第二篇是应《剑桥欧洲经济史》之邀写的,原刊在此丛书的第四卷页374-486 (1967),标题是〈1450-1750年间的欧洲物价〉;本文的另一位作者是英国的Frank Spooner,负责35个图的计算工作,布劳代尔负责文字解说与注释。因原文甚长(超过一百页),所以由主编修删后刊出,本书所收的是法文全文(页31-165)。第三篇是西班牙国王Charles五世的传记,标题是〈Charles Quint,时代的证人,1500-1558〉,1966年在米兰以意大利文出版,现刊出法文原文(页167-207)。第四篇也是西班牙国王的传记〈Philippe II〉,1969年在米兰刊出,因原文遗失,由他夫人从意大利文译回法文(页209-53)。此文的法文稿重刊在Les écrits de Fernand Braudel, volume 1: Autour de la Mediterranée, Paris: Editions de Fallois, 1996, pp. 213-57。最后一篇是他替de Tocqueville的《回忆录》新版(1978)所写的序言(页257-70)。
  1994年的文库版,删去1990年版内的几篇过时短文,新加入上述的第五篇(序文),并由他夫人写了一页短序,说明各章的原委。另有一篇〈欧洲的扩张与资本主义,1450-1650〉,原先刊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书内(1961),因为原文遗失,若从英文译回恐怕味道尽失而未收入此书内。此文的法文稿已于1996年找到,刊在Les écrits de Fernand Braudel, volume 2: 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 Paris: Editions de Fallois, 1997, pp. 299-345, “Expansion européennne et capitalism, 1450-1650”。
  就新颖性而言,前两篇的英译学界早已熟知,三、四两篇在25年前已在意大利出版,最后一篇书序是感触性的文字,史学意义较小(英译本在1987年由纽泽西的Transaction Publishers出版,1992年第二版)。所以本书在1994年出版后,恐怕对历史学界不会引起多大回响,受益较大的可能是本土的年轻读者。以下逐章评介。
2    七十自述
  这是作者退休之后自述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章。第一节说明家庭背景、中小学的求学过程、如何进巴黎大学读历史、到北非的中学教书十年、如何构思地中海这项博士论文、如何收集档案文献与修正方向、他独特的历史时间观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书三年的经过、如何认识Lucien Febvre(费夫贺)这位如父般的导师、二次大战期间在德国的战俘营内如何写作《地中海》。简言之,他在这节内自述1945年之前的经历,对五十岁之后黄金时代的写作,以及与法国历史学界之间的互动则略过不提。
  第二节的主题,是以见证者的角度,说明年鉴学派初创时期的学术根源。他说明20世纪初法国史学界在转换期时,新路线与旧传统之间的争议,以及各自坚持的观点。他把焦点聚在贝尔(Henri Berr, 1862-1955)这位新史学倡导者身上,因为这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相当熟知的人物。贝尔和当时历史学界的主流派见解相当歧异,申请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时竟然得到零票!Berr转而创办自己的史学刊物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综合史学》),从不同学门找些年轻同志,经常聚会讨论。1931年把刊物名称的最后一个字去掉,因为这个圈子已不再由历史学者主导,而是被较哲学、思想取向的人取代了。
  贝尔对年鉴学派的重要性,是他赏识了当时还年轻的费夫贺,并积极鼓励他写作;这个圈子也吸引了《年鉴学报》的另一位创办人布洛克(Marc Bloch),他那时才廿多岁,介入较浅。在《年鉴学报》1929年创刊之前,费夫贺写了不少信给贝尔,尤其是在第一次大战(1914-8)期间更是密集,这是研究费夫贺早期史学见解的绝佳材料,但后来因与贝尔的路线歧异,这批信件被贝尔的继承人烧毁了。
  第三节转入分析《年鉴学报》创刊的过程、主要的方向、主要的参与者,说明与贝尔路线的差异,以及(因而)所遭到的排斥;介绍费夫贺与布洛克这两位创办者的关系与争执,这些内容都正是如英译的标题所示:个人的见证。
  这篇自述到此突然停止,接着他以一页的篇幅略带歉意地说,他当然对年鉴学派的主要人物与著作说得太少,但因他已退休,期刊也已由第三代接手,这个(旧)学派已换了新主人与新方向,所以就交待到此为止。
  大部份的读者必然失望,因为他所说的内容,除了第一节谈个人历程较具新颖性,其余两节在其它文献中早就为人所熟知,只是他以个人见证的角度,叙述了一些掌故而已。也就是说,本文有三分之二是在讲与他本人无关的外围性故事,而且时间也只到二次大战为止。
  为什么他那么压抑?文章一开头他就说是被刊物主编相逼多次之后才就范的,写得有点勉强。他避谈二次大战之后的人事与著作,而那正是《地中海》出版(1949)到他主控法国历史学界、年鉴学派扬名世界的辉煌时代(1968年他退休时正如日中天),是他最能发挥个人见证的时段,但却绝口不提。原因很简单:他涉入太深太广,和许多人对许多事情有过争议,不愿在退休后再卷入。正如他在本书最后一页引de Tocqueville的话说:「人很难谈论自己!」「离自己太近反而看不清楚自己」。他引这两句话,清楚地显示意识到自己在法国史学界的地位,而不愿自下评断。
3    欧洲物价史
  这篇几乎是一本小书的长文,分析工业革命之前三个世纪之间(1450-1750),欧洲各种主要货币与物价的变动趋势,以及各项变动背后的历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内的35个附图,划出三世纪之间欧洲主要地点的生产指数、各种物价指标(工资、房租、日用品等等)的变动,不得不佩服本文的合作者Franck Spooner及其助手,对档案与史料的挖矿能力,而且在1960年代中期计算机绘图技术尚未出现之前,就能绘出这么精巧复杂的统计图(由Jacques Bertin负责),也可见法国历史学界的技术水准。
  这篇研究非常符合布劳代尔的长时段取向:观察三个世纪的变化;同时也符合他写「全史」的雄心:不以某国或某项产业为中心,而是以全欧洲的各种不同物价指针为分析对象。这种大型研究在此之前没出现过,或许是没有人能掌握这么多项、这么长期的统计数字。或许是没有人敢同时分析这么庞大的题材,因为二手研究尚不足,整个题材中间有太多的漏洞不知如何填补。此外,统计数字的可靠性也不高,误差若大,诠释的空间也必然宽,争议必多。布劳代尔非常清楚这些障碍,他在作结论时(页131)也承认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他也自豪地表示,这篇研究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基本架构与方向,「历史从来没有一次就写完的」。这个题材到目前为止,也没出现相同规模的补充性研究,较常见的是小题材补充型的修正研究。
  如果有人免费提供我这35个已完成的图,要我写一篇较结构化的诠释,我会很感兴趣地看一个星期,然后退还。因为我除了能对个别的图表,作浮面性的说明和背景的交待之外,我想不出一个架构可以套住这些「零散」的曲线。况且内容不是单一产品的物价数字,也不是单一国家的情形,而是N个国家M种产品的庞大题材。或许布劳代尔的气魄大,不在意这些解说上的空档,或许历史学家不像经济学者一样,那么在意经济因素之间的因果,而较着重变动的「趋势」上。
  经济学者对物价趋势的变动当然有兴趣,但更要问的是:有哪些机制与因素在运作,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与结果?如果只观察曲线的变动,那只是表层地看到一群人的身高体重差异而已,对于内部的特质认知仍是有限。作者的写作方式,以页39-45为例,都在解说背景,而未说明一套运作的机制。此外,他所写的内容,除了各国的背景史实之外,在经济史的见解上,恐怕都没超过经济学界的理解。第二节(页55-99)完全是个别图表与商品价格变动的解说。第三节主要在判断这些长期的曲线图,是属于何种周期性的循环:Kondratiff式的(50年左右为周期),或Juglar式的(十或八年为周期),或其它不同的形式。这种类型上的判断,就像是以150-160公分身高为一组,161-170公分为另一组,这样的分类能说明什么?而他只在做这种长短期的分类而已。我想看的是,到底有哪些力量或原因造成这种变动,而他只告诉我们哪个时期是属于哪种型态的周期。我们需要的是因果分析与运作机制,但困难之处在于单位太大(全欧洲)、因素过杂,不孤立出单一因素是无法分析的。此外,在页111的图1(其实是个表而不是图),他竟然用20年间(1640-1660)的季资料(trimestre)来解说「欧洲的物价变动循环」。在这篇以1450-1750三世纪为时段的文章里,却只用20年的季数据来解说,岂不类似用树枝来解释树林?
  整体而言,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以全欧洲的各种物价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还跨越三世纪之长。从1990年代中期的观点来看,本文的35个图现在都有较可靠且更全面性的统计数字,可是为什么很少见到有专著或论文在分析1950-1990全欧洲的物价趋势?原因很简单:问题不在统计数字的有无或可靠程度,而在于欧洲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很大,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实在难以说出一个足够驾御性的故事,而且也不易找出好的假说来验证。布劳代尔这位大气魄的历史学者,竟然在数据更不完整的情况下写了这篇大文章,勇气实在可佩。经济史学界对那35个图的兴趣,恐怕远高于他的长篇文字解说。当统计数字完整可靠时(如1990年代),布劳代尔式的分析能增加我们什么理解呢?尤其在最后一节结论内,他触及一个经济学的大题材(货币数量说),而他争论的对象竟然是Hamilton在1928年的论点。这当然是个重要题材,因为牵涉到货币、物价、景气循环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的货币数量说,竟然还停留在1920年代的文献里。他写此文时(1960年代中期),Milton Friedman的货币数量说已如日中天,而他却完全忽视了这条重要的思辩路线。
4    两篇西班牙国王的传记
  提倡长时段、反对事件史与政治史的布劳代尔,竟然写了两篇西班牙国王的传记!一位是Charles五世(1500-58, 1516年即位),另一位是他的儿子Philippe二世(1527-98, 1556年即位)。他知道若在法国出版这两篇传记,可能会引起讥讽,所以在世时只以意大利文出版。
  这两篇的写法类似,从出生的家庭背景与国家局势写起,几乎是以年代为序地写下去:写他们的个性和养成教育、他们面对的困境与抉择、他们的中年与晚年。换言之,这是标准传统的政治人物传记,是20世纪初年鉴学派最反对的史学路线,而他竟然在退休前后(1966与1969)出版这种文章,为什么?
  从他的自述里(页13),我们知道他刚始构思博士论文时,所拟的题目是《Philippe二世、西班牙与地中海》,巴黎大学也接受了这项大纲。他在同一页里说明,他后来接受费夫贺的观点,认为地中海要比Philippe二世有意义,再加上比利时中世史学者Henri Pirenne的导引,才把论文的重点转到地中海,但后来出版时的书名全称仍是《地中海与Philippe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他对Philippe二世曾经下过工夫,自然也溯及到他的父亲Charles五世,但在《地》内为了不与长时段的史观架构冲突,这两位人物就没放进书内。
  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学教书十年期间,整体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还是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人物史取向(页11),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与基础很扎实,只是碍于路线的不同而不便发挥。以政治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而言,这两篇是好文章:前后一贯完整、掌握到主要事件的因果和影响,写得相当细密而又能显示时代的特性,加上精确鲜明的法文,他确实是这方面的高手。或许到了晚年他不想压抑了,才忍不住写出来;或许是他年轻时就已写好,到晚年才在外国发表也说不定。总之,他有实力去反对传统史学,因为他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
5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序言
  布劳代尔夫人在序言上说,他写这篇序言时「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喜悦」。她说这本回忆录因绝版已久,出版社想出文库版,托他写一篇序言,因为他一直是这本书的景仰者,所以乐于为序。
  但对一般读者而言,这篇序的内容称不上有什么新意,也看不到特殊观点。只见到他不断地在摘述原书文句,来和1970年代法国政界与社会的状况相对比,基本上是他个人的杂感,有什么值得特别喜悦之处呢?
  我猜测他的喜悦是来自于「英雄所见略同」,以及英雄惜英雄式的共鸣感。布劳代尔不是对政治不敏感的人,但一方面因为他的研究取向排斥了政治史,所以不便有政治方面的文字出版;二方面是,他虽然以在历史学界发展为主,但也介入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行政,对实际政治并不是没有体验,而这些都无法以文字表达。他晚年重读这本《回忆录》时,这方面的情结得到相当的共鸣与解放。在这篇序言内,常常看到他引用托克维尔对某些政治人物的讥评,布劳代尔虽未明言心中的指涉对象,但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托克维尔帮他出了冤气,说出他想说的话。他也一再引用托克维尔对法国政界的批评,说「重读这些文句时感到:法国真的有改变过吗?」这种古今相通、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快感,或许是他乐于写序的主因。若不从这种英雄感与政治孤独感来理解他,这篇序言的启发性实在有限:布劳代尔是个英雄豪情的学术盟主,他对法国社会与政治的情怀,借着这篇序言在晚年舒畅地发泄出来了。
   
6    结论
   这本《历史论文集II》和第一集相较之下,显得没那么有启发性,因为他主要的论文和主要概念(长时段、《地》的序言、法兰西学院就职讲等)已都收在第一集内了。第二集并未增加我们对他史学概念的理解,只是提供补充性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种面貌。

 

8
写作风格
1    史观与架构
  1920年代初期布劳代尔在巴黎大学所受的历史教育,以及1930年代初期他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所见、所学、所写的是所谓的传统史学:以人物、政治、外交、军事等为主的事件史。1920-30年代间,他虽然受到新史学者如Berr、Febvre、Bloch等人的影响,但那时期的作品(以单篇论文为主)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这可以从《布劳代尔文集》(Braudel 1996-2002)三册中看出来。
  他的第一本书《地中海》(1949),在体裁上与其它史学著作大异其趣的地方,是他把事件史的重要性放在最低层(第三篇)。综观《地》的第三篇、之前的单篇著作、《历史论文集II》(1990)中论Phillippe二世父子的两篇传记,都可看出他在传统史学的成就。他绝对是这类传统史的高手,但竟然舍此而转投入长时段史观与变动趋势史观的写作,这也正是他得以创出史学著作新体裁的大破大立。这是风格上的大转变:放弃具体事实依编年的方式陈述,和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写法,转而着重于历史图像的构思。他在改写《地》第二版时,甚至曾还考虑要放弃其中第三篇的事件史。
  这种历史构图的写作方式,特点是不着重于解决具体的问题,也不在提出命题或假说,然后找史料验证,他所关怀的是要如何呈现主题的结构性面貌。以他的《资》为例,资本主义史本来就是个既具体又抽象的过程,马克思、韦伯、宋巴特都曾赋予不同的视角,诠释出不同的面貌。布劳代尔的手法虽然不同,但精神是类似的:他用三册的篇幅,分别描述资本主义活动的三个级层(日常生活式的基层市场、国家市场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与交易、国际市场的贸易与资金流通)。
  简言之,他没有既定的论点要辩护,也没有学说与思想上的兴趣,他要做的是用丰富的史料,来描绘出这个题材的多重变异性面貌;这种手法在《地》、《法》都可见到。要有这种背景的理解,才较容易当握布劳代尔著作的架构,否则他的文体与章节安排,对着重内在逻辑的读者而言是一大精神负担。
  另一项结构设计上的特点,是他的题材通常很大,跨越好几个世纪,触及各层面的多项题材,只要看这三部书的详细目次,就能体会他的野心:长时段史观加上总体史,涵盖的范围纵跨好几个世纪,横越好几个面向。在有限的篇幅下(约一千五百到两千页之间),每个小子题平均只能分配到2-3页,有些还只有一页而已:例如《地》(II:447-8)论土耳其帝国的财政危机,这么重要的题材只用一整页的篇幅快速扫射。翻阅此三书的细部目次,可以看到不少这类的例子。接下来的大问题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处理这么多题材,或许能满足他的总体史欲望,但怎么能够表达出长时段史观的特点呢?也就是说,若要呈现出单一问题的长时段史观特色,总要有相当的篇幅才能挥洒出来,一尺长的画布怎能体现出三峡的状丽与风味?在史观上他很强调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的分析,而在篇幅上却都在做挤压性的处理,所以读者很难从他的章节内看出长时段的特色,也看不出应该如何把他的长时段观点,和他所提供的史料搭配在一起,去理解他的长时段史观特色。其实他的长时段史观是融在全书的架构上,而非在具体的段落内;他可以这么做,但一般史学研究者有谁敢和他一样,在《地》I:347-50这三页篇幅中,飞快综论欧洲与地中海域的市集?这么大且重要的题材,用这么少的篇幅怎能显现出长时段的特色?而在布劳代尔的著作中,这是常见的事。
  这种主题庞大、点到为止的写作风格,必然只能是描述性的,不容易有空间去提出理论或假说,也没篇幅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读他的著作时,不必急着看各小节段落上的细节内容。较有效率的阅读方式,是先看各篇、各章、各节的前言,以及各小节的前两段,这样就足以掌握他的思考方向与基本视角,内文的细节虽然有时有趣,但启发性通常不高。把书中各层级的前言和首段集合起来,大概就能抓住全书的要点,各层级的末段反而不很重要,因为他不是个下结论的人。
2    文体与风格
  他也不是个下定义的人,在《资》内我们从未见到他对资本主义下过精确的界定或定义,他只在第二册(II:232-49)中介绍此词的根源与各时代的用法。这种写法让读者很为难: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掌握他对此概念的基本精神,在阅读过程中若有疑问,也难以确定是否合乎作者的基本要义。一本以资本主义为主题的书,竟然对这个关键词都不肯下定义,就好像查阅地图时主要的坐标竟然在漂浮一样,实在令人困惑。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他新创的名词与概念中:「长时段」的精确定义是什么?如何应用在不同的素材上?我想这不是「原创性的模糊感」,而是他的体裁习惯。他先有个大略模糊的想法,不愿意把它明确界定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定死,二方面是因而能用以追求更多的可能性。他的目的不在于检验这些概念与假说,而是要把这些模糊的概念运用在不同的素材上,得出前后不一定相连贯,但或许会较丰富的产品。以conjoncture这个词为例,他在《地》、《资》、《法》中都大量应用在不同的题材上,得到许多不同的结果。有系统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读者还不一定能明白此项概念的精确意义,以及如何把它运用在其它素材上。
  他对为何不下定义的解说是:「绝对不要下定义,至少在我的推理上是如此。任何事先的定义,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牺牲。我和Fran?ois Perroux这位大经济学者讨论过很久,他习惯定义出名词的意义、问题的意义,简直和神学家一模一样。我对他说,用这种明确的方式来定义,等于是要中止讨论,可惜他听不进去。一旦下了定义就没得讨论了」(Une le?on 1986:160-1)。这是相当奇特的见解,逻辑性强的人大概很难接受。
  这又牵涉到他写作的另一项风格:档案数据的用法与功能。布劳代尔夫人从年轻时起,就常随他到各国各地的档案馆查阅数据,她在1992年发表一篇见证,很生动地说明档案对他的意义:「令他动情的,而这也是他漫长一生中所培育出来,甚至到年老为止都没改变的,就是直接阅读档案。对他而言,这是在开启想象力的大门,而布劳代尔最具备的就是想象力。...同样地,在档案里,他的想象力也使得他从未感到孤独过」(Paule Braudel, 1992:240)。同页中还有些谈布劳代尔与档案方面的故事,非常有趣。
  让我困惑的是:档案资料都是具体的事实,必然都是事件性的,一位着重长时段史观的学者,为什么会终身对档案保持高度兴趣?如何可能把档案数据和长时段史观结合在一起?我想有两种解释。一是把档案史料当作辅佐性的数据,这一点我们在他著作中大幅的脚注里时常可见。二是如夫人所言,档案内未预期到的数据,刺激了他的历史想象空间,这一点我们较难找到确证,但对他而言这是最重要的灵感泉源。所以他不是用档案来验证假说或增强推理的论证力,而是用档案来当作历史构图的刺激品,同时也当作解说性的左证。
  以《地》书后所附的各国档案馆藏为例,数据来源长达15页(II:523-37),在这么多国、这么多馆、这么复杂、如山如海的档案里,我们很难确知:(1)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档案他是否都已掌握?(2)或是他只用已掌握到的资料来写作?对有具体问题要解答的研究者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关键的。我想布劳代尔是属于第二型:他没有具体的历史谜要破解,手上有什么资料就刺激他往哪个方向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白,为什么布劳代尔在1942年时曾说,如果《地》不是在战俘营里写的话,那一定会是一本不一样的书」(Paule Braudel 1992:244)。我们现在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看重档案,又同时看重长时段史观;我们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也很强调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当然有它们的份量」(Les détails, bien s?r, ont leur poids.《地》I:516)。
  另一项与写作风格相关的是,他的手法和绘画家很接近,夫人的见证值得引述:「其过程不是逻辑学者式的,也不是哲学家式的,或许是一种艺术家式的吧?总之,我是在20年或25年前才开始思考,布劳代尔这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到底是属于哪种机制?我记得那时所得到的印象,正如一本与历史毫不相干的著作里所写的:“视觉的认知”(la perception visuelle)。书内所提供的例子,是有位画家想把所见到的景观绘出一幅画。他什么都看到了,也全都注意到了,之后把各式各样丰富的细节交错编织起来。但真正吸引他的是:在拥有丰富的细节知识、整体地理解这个题材之后,但其背后的意识与意义却还不够清晰明了,这些不显之处才是引他入胜的吸引力。描绘出一幅画,对他而言是把内心的这种认知翻译在画作上,也就是对一大堆混乱的材料做译码工作,试图指点出它们的意义脉胳。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时,立刻想到我曾经不自觉地观察过布劳代尔这位史学家的心路历程。...最后我还要补充说,在那五年之间,他有很充份的时间重新构思他的历史图像,他没有放松过这件事,而这也是他唯一的消遣。我也觉得正是在那时候,他感染上终身不愈的毛病,那就是一再地改稿;大都是靠记忆在写作,改稿时也不看前稿,几乎是完全重写。我批评过他,说这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他笑着回答说,他也没办法用其它的方式来做。他说:「可是,也是妳告诉我马谛斯(Matisse)的故事,说他每天都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模特儿绘同一幅画,而妳一点也没批评他的意思。妳也说他每天都把画作丢到垃圾桶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线条为止。我所做的也正是有点这个意味。」(Paule Braudel 1992:243-4)。关于最后这一点,他在《资》第二册前言的最后一段也有类似的说法。
  另一项与文体相关的是他的书写方式,这牵涉到他在修辞与句法方面的特色。基本上他的文字常带有诗意,文学气息浓厚,这些问题在Carrard (1992:54-62)、Chaunu (1992:71)、Gemelli (1995:47-8, 78)、Labrousse (1972:17)、Kellner (1979:204-5)都有很好的分析,在此不赘。
3    批评
  对布劳代尔史学风格的批评,大约可归为两类:一是他缺乏(一套)史学理论,二是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各举一例来说明。就第一点而言,1977年在纽约Binghamton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年鉴学派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中,Melvin Leiman问:「年鉴学派的长处,是运用很多未被注意到的细节资料去重构历史,但另一方面却未能显示出数据重要性的顺序。也就是说缺乏一种理论,据以分辨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年鉴学派缺乏一套社会变动的理论,在解释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还能解释历史的不连续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是个尖锐的好问题,可惜布劳代尔的回答过于广泛,看不出主要的论点(Braudel 1978:255)。
  他确是创发了一些有名的概念(长时段、经济世界等等),但他从未提出因果关系式的史学诠释,他甚至是在避开任何与历史理论相关的可能性。这一点他在《资》的全书序言(第一册页25)已说得很清楚:「我在构思时尽量避免卷入任何理论,而只靠直接具体的观察,以及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这和他对避免下定义的态度相同。
  我想可能还有两个原因。第一,1950-60年代他壮年时期,正值法国人文社会学界多种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交互论战的时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因为他在学界与行政工作上已经引起很大争议),才有意地回避任何理论。第二,他很怀疑历史这个学门有可能或有必要理论化或应用理论。他的史学著作在文体上是走描述性的路线,是从档案与他人著作中取材,描绘出他眼中的历史构图,理论对他而言可能反而是一种束縳与枷锁。
  第二项批评(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我很同意。他很少投入某项单一题材,具体地解决一个史学问题,而多是在综述他人著作与档案材料。布劳代尔的史学倾向,是在建构出心中的历史图像,尤其钟情于跨世纪(长时段)、跨国际式的大构图。这种史学手法是专家型的历史学者(专研某世纪、某文化、某领域)所不敢、也不能做的事,这种大气魄是无法模仿也无法学习的。
  但若转到像《法国史》、《意大利模式》(Braudel 1991)这种较具体明确的题材上,一方面专家很多,论点也已较齐备,布劳代尔就不易做出新成果,因为会有许多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和他论争。也就是说,布劳代尔较适合做跨世纪跨国际的大构图,不适合做国以下层次的具体问题,如人口史、物价史、心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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