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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我所走过的路  

2011-03-06 21:28:28|  分类: 民间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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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浪淘沙《我所走过的路》

       我叫贾五星,今年75岁,中共党员,副研究馆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摂影艺术家协会会员,退休前曾任中共运城地区纪委专职委员、地区清房办主任,运城地区机电工程学校党总支书记(正处级)。于1955年与夏县南关东巷樊××结婚,生有二男二女。原籍山西省夏县城内东街,现住山西省运城市红旂东街新新家园。

                                     一、童年的记忆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7月14日(农历5月26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夏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以农为生,母亲从事纺织,有两姐一兄。“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大好河山失陷,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到我的家乡,到处杀人放火,到处掠夺抢劫,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逃命逃难,我父母亲也携我兄妹,不顾敌人追赶和敌机轰炸,随着难民潮,在中条山一代山沟寨落避难,最后落脚到平陆县曹家川。在曹家川全家人生活极度困难,不久父亲染上伤寒,无钱医治,不到50岁就离开了人世。此时我才4岁,还没有完全把父亲的模样记住,就永远没有父亲,失去了父爱。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我们姐弟几个年纪小,在外逃难又举目无亲,生活日渐艰难,到了1940年的春天,母亲只身托着几个孩子爬山涉水,从平陆转到当时的解县(今运城市解州镇),投靠自家一个亲戚。在解县住了一个时期生活不下去,母亲又带我们返回夏县老家,这时的老家已面貌全非,满院杂草丛生,屋内一无所有,也没门没窗,成了一个荒凉的院落。为了度日,母亲先后把我两个姐姐嫁出去,又叫未成年的兄长给人家顶工干活、当学徒,家里留下我和我母亲二人。母亲起早搭黑为人纺线织布,下地干活,换取收入养家糊口,供我上学,这时已经到了1944年,我已经8岁,是巷里丁家大叔送我上学,还给我买书,那时学校在南关老庙,从我家上学下学每天要走很长的路,还一有情况,日本人就把城门封了,不是放学回不了家,就是上学出不了城,到了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城门上站岗的鬼子不见了,我们小孩子们和大人一样可高兴哩!可是好景不长,又来了国民党、二战区,将城门把守的更严了,有时候三天五天,多者十天八天干脆不开城门,城里的娃娃就不能出城上学了,没办法,管事的人临时叫学生娃在城内上学,过了个把月情况吃紧了,城里学校的老师不敢到学校上课,我也就隨之辍学了。

                                   二、参加革命工作

           一九四七年夏天,夏县解放了,来了共产党,我家翻了身,我也正式上了边区政府办的‘夏县一完小’,还享受助学金,校长是王效忠,班主任是陈在中,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中有尉满国、张山河、吴续仁、苗保学、张海珠、梁青贤等。1949年完小毕业以后又上了夏县师范,校长是翟吉亭,班主任是个姓秦的老师(名字记不清了),1951年4月夏县文化馆成立宣传队,选我和吳续仁参加,就此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吃供给制的干部(宣传员),这时我把我在学校演节目、表快板的本事用在了工作上,宣传抗美援朝。在这期间还参加过“三反”  ,“五反”  “肃反”  “审干”等政治运动。通过学习,接受教育,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我的人生定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知道了干革命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 
   1952年6月我的工作调到了夏县总工会,当时工会主席是一位工农干部,叫常英俊,对我非常好,开始我不会写材料,他就说一句,叫我记一句,渐渐地我学会了写材料,1956年县工会召开代表会,我被选为县工会常委,兼县教育工会秘书,1956年7县工会领导又派我到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
   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结业以后,1957年1月,我的工作由夏县工会调到万荣县工会。在万荣我仍是县工会先后工作了七年,1958年河津、万荣、稷山合并大县,我又到稷山县工会工作,到了这一年下半年,县委组织青年干部下放劳动缎炼,我被批准下放到稷山县上费村,59年分县后又转移到万荣县荣河镇谢村,先后劳动锻炼了一年,这一年锻炼受益匪浅。向农民学到了好多东西,使我更加成熟,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这里要提到的是,1961年精简下放,县工会由原来4个人,精简留下我一个人,工会主席刘振华都调离了。这期间我在县委领导和支持下,不怕困难,积极工作,创造了一个人如何坚持工作的“三一”工作法,即每月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蹲点,三分之一跑面,三分之一在机关工作。这一经验的总结,引起了省、地工会领导的好评,并在全区工会会议上作了介绍,省总工会任副主席说“万荣县工会留下一个人,不是看门守户,而是在那里积极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办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在全县各‘公社’巡回展出,树立的学习典型,在省里挂了号,参加过晋南全区巡回演讲。还有一件要提到的事情是,62年县工会留下我一个人工作,有人说:县工会他一个人,既当领导又当干事,既管钱又管物,能没问题……,为了澄请是非,机关领导便组织几个人查帐点物,查了几天结束后,负责同志对我说,查的结果帐帐相符,帐物相符,这件事就过去了,组织上肯定你旳工作。
   1963年11月,我的工作由万荣县工会调到临汾,到山西省总工会南专区办事处上班。在临汾工作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7月份领导上派我到隰县工会搞调查。到隰县住下以后,听县工会同志介绍,隰县邮电局话务班工会小组长王振华,帮助话务员郜伏珍安心山区工作很出色,我就去邮电局开了座两个谈会,一了解果然不错,就帮助整理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典型材料,回来向领导汇报,经进一步考察确定为典型在全区推广,并让这两个青年参加山西省先进生产者、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典型发言,引起轰动。另一件使我感受很深的事是1966年春节一过,地委抽机关干部下乡,工会要去一个同志参加,我就报名,对工会领导说,我年轻,又在农村工作过,就让我去吧!工会领导看我态度坚决,最后确定由我参加。我们一行9人在当时专区供销社主任仪耀文同志带领下去了新绛县。我是分在南社公社北平垣村当工作队长。在农村我同群众一起劳动,修渠引水,浇水保麦直到夏收,什么农活都干了。这一次下农村,不同1 9 5 8年在稷山上费村劳动煅练,条件艰苦不说,除了劳动,关键是帮助村干部开展工作,帮助改变村里靣貌。同农民一起生活几个月,使我又一次体会到中国农民善良、纯朴、忠厚的传统美德,村干部不计报酬,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他们同我们党的感情何等之深。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1966年7月14日这一天,因为是这一天,我们工作队接到通知,由新绛农村返回临汾,7月19日晋南地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从此局势逐渐失控,进入动乱年代,学生停课,工厂停产,机关不能办公,人与人之间,无休止辩论、分裂,直到后来的武斗……,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可估量的损失,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社会落后于国外数十年。1976年10月,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现在回忆这段历史,使我对我们党更加热爱,更加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
   这里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1969年国庆节一过,原晋南地委、行署机关干部如同“犯人”被军人荷枪护围,从临汾出发,路经浮山,步行到翼城隆化参加所谓“学习班”。沿途老百姓把我们当“犯人”。步行行列中有晋南地委、行署的领导,也有一般干部,行程一百多公里,接受“锻炼”。在隆化学习班一呆就是一年,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搞什么“斗私批修”,个人“交待”,消除“派性”、清队整党。其实完全搞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老同志残遭迫害。这些都是“四人帮”的罪过。回忆这一段往事,更加激起对“四人帮”的仇恨。隆化学习一年时间结束之后,地直单位在“学习班”所有干部,按单双数分别划分到运城、临汾工作,我被划到运城,在什么单位上班当时不宣布,几百名干部一律不让回家,先到临汾、运城一些县农村下乡。我们去运城地区绛县下乡几十号人,我这个工作队四个人,分到绛县城关公社东吴壁村,蒲剧院的张世荣是指导员,我是队长,统战部王文英是副指导员,还有个青年叫王吉会。在绛县农村先后工作4个月,每天晚上工作,白天和群众下地平田整地学大寨,吃的黑馍,干的重活,王文英同志每天还坚持拾一筐粪。我们这些男同志和群众一样,不是用镐就是用铣,或用小平车挖土垫方,平田整地,虎口都震裂出血。这一年春节搞革命化,我没能回家过年,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绛县农村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被召集到绛县招待所,还是由军代表宣布每个干部的去向,大家排列整齐坐在一个大厅里,听从着公布每人要去的地方,我被划定到运城农机大修厂报到,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不过有个地方落腳也就满足了。
   1971年4月4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范仙福同志送我到大修厂去上班,在这前一天,我送范仙福同志到运城油泵厂上班,今天是他送我。我们两个都是从临汾地委分来运城,都在绛县下过乡,还是夏县老乡,平时个人关系也好,不幸的是仙福同志已经于前几年因病去世了,我非常怀念这位好同志,好老乡。
   在大修厂期间,科室干部每周都要到车间去劳动两天,那时我还年轻,能顶得住。1973年厂里恢复工会组织,经组织提议,我被选为厂工会副主席,1974年地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厂办主任,协助当时的厂领导彭华(省委下放干部)和第二任领导史建华抓工作,这两位领导对我都很器重,我也努力工作。在这两位领导先后带领下,不论拖拉机大修,还是“195柴油机”生产都取得了很好成绩,在支援农业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决心干一凡事业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整个形势好转,各方靣都在拨乱反正,隨着工会组织的逐级恢复,我的工作调回运城地区工会,担任办公室主任,回到原来的单位,尽管已步入不惑之年,心情仍然特别好,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决心干一凡事业。当时的工会主任是王沁声,第二任是李广义,这两位领导都是革命老同志,第三任是省里下放干部崔乃仓,后来工会主任换成席元正。我主动为他们当助手,积极工作,写材料、处理日常事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80年工会要建文化宫,我主动请战,担任文化宫主任,从征地30亩、省里要资金,建设活动楼、建工会家属院,一项一项均在1983年“五一”节建成投入使用。1984年我的工作又改任工会宣教部长。在宣教部长岗位上,我抓了全区文化宫俱乐部整顿建设,抓了盐化四厂职工状况调查,办了《运城工运》、  《聀工文艺》刊物,抓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筹划召开了由全省各地市工会宣教部长参加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抓了全区职工文体活动。所有这些工作得到了地委和省总工会的认可,1986年4月,省总工会在运城盐化局和永济电机厂召开了全省职工文体工作流动现场会,1987年7月我出席了全国文化宫、俱乐部工作常州经验交流会,并作了书面发言,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的观摩,次年4月荣立省劳动竞赛一等功。
   1988年8月,我的工作调地区纪检委,任专职委员(副处)。纪委书记先是李俊,这是一位非常好的领导,不幸的是他因病不到离休年限就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到了1990年11月纪委书记换成了张吉兆担任。由工会做群众工作改为党的纪检工作,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转变,我抱着从头学起的态度,不多久就介入了工作。开始时领导上分配我办理案件,我一一努力完成了任务。到了1990年夏天,全区清房工作开始,地委和纪委领导决定由我担任地区清房办主任,在地委董寿安副书记、纪委李俊书记,后来的纪委张吉兆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地委指导思想明确,董寿安书记领导有方,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严格政策,区别对待,经过两年时间先后圆满完成了清房和“清欠、清户等三件事”查处工作,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省委授予运城地委清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我也被省委清房领导組评为先进个人。
   1992年,地委任命我为运城地区农机校党总支(后改为党委)书记,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最后一站。所以,我非常珍惜有限的时间,尽量想为党多做些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于是在学校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全体教职工的支持下,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清理历史欠帐,扩大招生,使学校经济形势彻底走向好转。二是更改校名。将农机校改为机电工程学校,拓宽了学校生源渠道,为扩大招生靣創造了条件;三是试行了干部体制改革,提拔了一批青年干部。四是抓了支部建设,发展了一批青年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五是改变经费下拨渠道,由过去财政二级拨歀,为直接拨歀。六是新建3000平方米教工宿舍楼,并更新了取暖锅炉,硬化了校园路靣。1995年5月,组织上派来校长,我们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团结协作,着手新建6000平米的教学楼。1996年7月我到了退休年龄,我便提前一再向组织打照呼,请考虑接替人选。组织部告知,在没有正式通知前,继续坚持工作。这样直到1997年7月我才接到通知,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退下来以后,我一如既往的支持畄任同志的工作。做到不插手,不添乱,不背后说三道四,坚持学校不通知不上办公楼。退休后我还力所能及从事一些社会工作,先后在地直任“三讲”巡视组长、盐湖区“三个代表学教”督查组长、市委组织部聘我为特邀组织员。力所能及的协助肖暹东副部长做一些工作。凡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尽力去完成。
   我一生追求真理,渴求知识,虽然小时因家境贫寒,没有读更多书,但在参加工作以后,我坚持自学,学会了不少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认为有知识、有能力是革命的本钱,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什么都一般化,什么都干不来,你就对不起党对你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给你的报酬。
   回顾总结我所走过的路,是一条革命的路,追求真理的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路,是伴随着党的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路。大路宽广,也有荆棘,也有困难,但我从不后悔,从不在困难面前退缩。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条路走对了。总结我所走过的路,我感到有三点启示:
   第一,要有敬业精神。什么时候都要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工作。人生有几个十年,能有几次拼搏,机遇能有多少,错过一次,弥补相当困难。因此,要珍惜有限的时间,尽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人总要给社会创造点什么,留下点什么,不能荒度人生。
   第二,要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绝对不贪不占,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越要经得起领导和群众考验。担任领导工作,负责一个方面工作以后,更要注意,绝对不能以权谋私。
   第三,为人要公道正派,不算计别人。我从没有打过别人的小报告,也不爱听闲话。我常认为,同志之间要讲团结,有话讲在当靣,至于别人如何来对我,是他的事,我不会因此耿耿于怀。
   我一生拉车、耕耘,在革命道路上奋斗几十年,忆昔抚今,我想起了毛主席“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词,以此来表达我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和对未来前途的乐观主义情绪。

(初稿于2005年1月15日,2011年2月28日第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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