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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  

2011-04-26 21:12:53|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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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佛教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之一,曾对当时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宗教和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海内外的数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而言之,佛教史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各个时代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佛教经典的翻译及其哲学思想的分析,佛教各教派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等问题,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显著,佳作迭出,难以备举。史学研究者则比较注意对寺院经济的探讨,数十年来,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在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和有关寺院各方面活动的文书。可以据之对许多传世文献缺失的环节和方面作深入,具体的探讨。数十年来,中外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敦煌的佛学和寺院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八0年代以来,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带有总结性质的成果。如由牧田谛亮和福井文雅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七·敦煌中国佛教》(大东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佛教典籍作了全面介绍和研究;姜伯勤教授之《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出版),对敦煌寺户制度的渊源、性质及其衰落演变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揭示出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所具有的意义,上山大峻的《敦煌佛教研究》(法藏馆一九九0年出版),深入研究了敦煌佛学的传承,并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及中原未传汉文佛典进行了考察等等。但与敦煌文献在这方面蕴涵的丰富史料信息相比,这一领域值得下大力气作深入,系统研究的课题还很多。笔者有前辈学人的启发和感召下,准备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及相关问题试作探讨。
  所谓僧尼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僧尼居住、吃饭与日常活动所在的地点及所采用的形式。这是一个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问题。其原因是以往人们常把寺院作为一个基本生活单位,认为僧尼过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内并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对寺院经济的探讨就包括了僧尼经济生活的主要部分,僧尼的生活方式自然不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近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中国古代寺院、僧尼生活的著作(注释:王景琳《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李富华《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版。)都没有对僧尼的生活方式进行讨论。
  上述现象的出现当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源自佛教经律的相关记载和《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的有关规定。长期以来,人们多习惯于依据经律的记载和寺院清规的认识、描绘寺院与僧尼的生活。但在文献中常可发现一些与这些记载和规定不符的材料,特别是敦煌文献中有大量与内律、寺院清规规定的僧尼生活相矛盾的资料,似不能都以特例解释之。这促使笔者对内律和寺院清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僧尼的生活实况作进一步思考。
  其实,中国僧尼的生活实况历来与戒律的规定出入甚大。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僧尼遵守的戒律也是陆续从印度传入的,这些戒律都是根据印度的情况制定的,部分条文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无法遵守。二是戒律不只一种,分属不同派别,形成的时代不同,各种戒律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无法全部遵守。三是各种戒律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出现一些难以遵守的过时条文。甚至在印度本土,也存在变通戒律中某些条文的做法。所以,中国的寺院从来就不存在遵守全部戒律的问题,而只是遵守戒律中那些条文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僧尼的“守戒”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地域性和随意性。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不遵守某些戒律条文仍被视作“守戒”,如僧人饮酒,为戒律所不容。但敦煌文献的记载表明,敦煌僧人经常集体饮酒。显然,在敦煌,饮酒与“守戒”并不矛盾,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僧人“邈真赞”中,这些饮酒的僧人不少都能得到“戒月圆明”、“戒圆秋月”、“戒行标奇”、“戒珠圆洁”之类的评价。再如,在流行《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唐代,在号称“须凭《四分》要门”的敦煌,其授戒仪程即与《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唐道宣撰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和《量处轻重仪》等著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僧人在守戒方面存在的混乱现象,试图采取变通的办法弥合一些戒律之间矛盾。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浇末浅识庸见之流,虽名参缁服,学非经远,行不依律,何善之有?情既疏野,宁究真要”?“意虽论道,不异于俗,与世同流,事乖真趣”。“是以容致滥委,以乱法司,肆意纵夺,专行暴克。尚非俗节所许,何有道仪得存”(注释:释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大正藏》第四十册,第四页。)?但从后来义净对律宗的批评(注释: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三五页、第一五二——一五三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版。)和本文中搜集的大量材料来看,道宣显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僧人守戒的随意性问题。以上分析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依据戒律的规定研究古代的寺院生活,应该更加重视反映僧尼生活的具体材料。
  《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与戒律有所不同,它是依据中国的情况制定的,它虽然也不能完全反映禅宗寺院的生活情况,与实际生活也有一定距离,但与戒律相比,情况应该好一些,问题是成于唐代的《百丈清规》已经散佚,现在的《敕修百丈清规》辑成于元代,不少材料都是元代的,很难用以说明唐代的情况。一般认为,成于宋代的《禅苑清规》较多保存了唐《百丈清规》的材料,即使确实如此,用其说明宋代也比说明唐代更好一些,而且禅宗只是唐代佛教的一个派别,其生活情况与其他宗派有很大差别。这样,传世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至少对了解唐代以前寺院生活情况的意义不是很大。
  而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大批反映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各方面生活情况的文书,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缺失。数十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对其中的部分材料作过探讨,但未及从整体上对这批材料作全面搜集、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很清楚,这项研究工作所得出的认识,其意义决不只限于敦煌地区。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反覆研读目前所能见到的全部敦煌文献,力求穷尽其中反映僧尼社会生活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主要依据这些具体材料探讨当时僧尼的社会生活实况,而将内律、寺院清规及其他佛典的有关记载只作为辅助性参考资料。
  应该指出,僧尼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宗教、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而本文仅是笔者有关僧尼社会生活的研究心得,是以探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为核心,兼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的问题的专题性论著,并非面面俱到的僧尼社会生活史。故对前人讨论比较充分的问题,即使与僧尼社会有关,亦不涉及;有些问题虽未有人研究,但如笔者自觉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或尚待进一步研究,也暂置而不论。由于一般不涉及前人研究比较充分的问题,再加有关材料多寡不同,所以,本文各章节并不追求篇幅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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