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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国史诸朝兴衰  

2011-05-20 20:11:41|  分类: 深度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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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通常都同意:在朝代的兴衰更迭中,有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他们称之为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无疑地,一个朝代可以经历过好几次衰落与复兴,然后才完成整个循环。对一个已知的循环加以详细的描绘——不但顾虑到该朝代整体的兴起与衰落,同时也考虑到其间的小起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朝代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研究,如果能够正确而公平地反映出一切既往的陈迹,那将会使我们对朝代循环的理解更加深入。不过,这种形态的描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我要对有关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基本的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朝代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很多,有长的,有短的;有汉族的,有异族的。统治家族如果统治中国的全境或其大部分,就可以算是大朝代;如果只控制一小部分地方,那就是小朝代了。现代学者讲到朝代循环的时候,差不多都只是指传国久远的朝代。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很显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能够用同一个尺度来处理。不过,将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小朝代的形态也描绘出来,确是值得一试的。这就包括了如战国时代之七雄或五代时期之十国等独立的小邦国。如果我们能找出形态的差异与领土的差异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将是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中国传统上讲求正统朝代与僭伪朝代的区分。然而,用来判定这种差别的标准,却总随着历史家所处的时代而各有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魏、蜀、吴三国历史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在西晋时代,魏被认为是正统,因为它从汉朝取得宝座,而后又依序移转给晋朝;当然,也因为那时候魏占有中国的中原——黄河流域的缘故。到了东晋时代,这种看法就受到怀疑,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法统开始受到重视。由于东晋只能保有半壁河山,自然而然地就同情起西蜀来,因为西蜀也曾处于一种类似的偏安局面。到了后来,地理性的标准与血缘关系的标准两者之间的分野,越变越严重。因为司马光(北宋)将正统归于魏,而朱熹(南宋)却给了蜀,认为后者承继了汉朝。这个思想史上显著的差异也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一定要切记不要让正统的观念限制住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说,王莽的统治就也可以当作如隋朝一般的短命大朝代来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朝代的终始要怎么讲才好。中国传统通常都把建立国号的时间定为一个朝代的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国号的建立,也就是自立为天子的有效声明。可是,在正式肇建之前,一个朝代可能早已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了。秦——第一个帝制朝代,便是一个例子。在这点上,秦与隋大相径庭,虽然这两个朝代在其他各方面颇为相近。在异族建立的朝代以及我们知识所及的两个极古老的朝代——商和周,我们都可以找到源远流长的例子。异族朝代与古代中国王朝之间这种类似性,是值得注意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把朝代正式建号以前的情况也包括进来应该是合理的。虽然大家也想将建号前这部分的形态与以后的部分作一番区别,好比说多多少少赋予它们不同的色彩或者什么的。
     朝代的终结牵涉到“中兴”这个有趣的问题。按照传统,中兴总在彻底的崩溃之后来到,比如说东汉、东晋与南宋,它也可以在敉平一次大变乱之后到来。因此,在安禄山之乱后,唐朝在肃宗(756—762年)的领导下中兴了。他被迫谥为宣皇帝,很显然是被拿来和周宣王(前827—前782年)相比拟,因为后者也曾肇建中兴。就清代来说,人们在讲过太平天国之后就接着讲同治中兴。就此事例而言,对中兴的企望,在“同治”的年号里,简直就已表露无遗——那就说要“同于顺治”。一般说来,要完成一个彻底的中兴是很难的,并且比起早先那段时期来说,中兴后的时期也显得比较黯淡。东汉也许是仅有的例外吧!
     不过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1935年版),页478却说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同治”这个年号是因为它隐含了两位太后共同摄政的意思。这当然不能够当作正式的解释。话虽这么说,朝廷选用这个年号,还是很可能为了它意思暧昧的缘故。再者,我们要回想到顺治初年也是处于摄政的情况。关于这些说法的讨论,我很感谢洪煨莲先生的宝贵意见。(按:后来玛莉·莱特又发现了荣禄回答洋人说同治是中外同治,但我们又何尝不能说也是满汉同治?一辞多义,无妨并存。)
  顺便要提的是,历史家所用的措辞“中兴”,只是意味着“复兴”,而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为“在一个朝代中期复兴”。传统上,喜欢把“中”这个字念成去声而非平声,其意思也就是“第二的”(与“仲”字相同),因而也就是“再”或者“另一个”的意思。“中”的这种用法在年号中也同样可以发现。比如说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年号是建武中元,那就是另一个建武年代的意思。梁武帝已有了大通(527—529年)、大同(535—546年)两个年号,后来又分别各被重复一次为中大通(529—534年)和中大同(546—547年)。
    中国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朝代仅能以一种连偏安都够不上的方式残存下来的时候,对此朝不保夕的残存局面,宣传家们也要号称是中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明诸王在清入关之后,所能办到的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根本谈不上中兴。历史家们只有把中兴与残存的局面一并包括到朝代形态的研究里来,才显得公平。当然,领土大小的差异也不可不加以考虑。这个做法适用于汉族的朝代,也适用于异族的。因此黑契丹(Khara Khitai)应与辽朝一起研究,而明代时各个独立的蒙古王公也要当作是元代的残余势力来处理。
  把大小朝代还有朝代成立前的既存状况都包括到我们的研究里来,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形态在时间上重叠的问题。这种重叠或许是外部的,或许是内部的。内部重叠的典型例子是经由禅位方式而来的朝代变迁。先是,新朝代的创立者或他的父亲在旧朝代里掌握大权。最后,他的声势足以翻云覆雨,旧皇朝的末代君主也就被迫禅让了。这是从汉到宋皇位嬗递的正常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旧朝代之形态的解释就得十分小心了。例如两汉末叶,都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日益强大——这一定会反映到形态上去的。但是这种强大主要是王莽与曹操的功劳,只不过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这个形态上的显著进步表现了新朝与魏朝的兴起,而非汉代的中兴。
    外部的重叠可以存在于两个朝代,或者许多王朝与邦国之间,不管是异族的还是汉族的都一样。在比较它们的形态时,我们可以发现到促使共存的因素,也可以发现到导致征服的因素。毫无疑问,得以维持共存状态的局面是因为两个皇朝同样地强大与繁荣,而且也彼此互重相敬。北宋与辽朝之间,从1004年延续到1122年的长久和平,便是一个绝佳的说明。
    旧式的中国学者总爱把汉族的朝代当作一个孤立的实体来研究,而且,当他们讨论到与异族邦国之间的关系时,中国在东亚世界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差不多都很严重地左右了他们的看法。好在现代的学者们早已努力去纠正这种偏差了。在西方,赖德懋(Owen Lattimore)与魏复古(Karl A.Wittfogel)的著作[3]是极佳的范例。在中国,陈寅恪在他那本唐代政治史的杰作里,曾经明白地指出异族兴衰的连环性质以及文人政府与国家边防之间的交互关系。不管那些异族邦国是直接,或者甚至于只是间接与中国发生关系,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如果将视野放宽,也研究所有的非汉族邦国的形态,一定会受益不浅的。
  现在我们面临了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分级的基点,或说衡量的尺度是什么。两组明显的标准是统一与扩张、和平与繁荣,换句话说,也就是文治与武功。当然,这两种功绩,多少是互相对立的,因为统一与扩张总会卷入战争,而这必然破坏和平。总之,中国人一向期待皇朝的建立者有武功,而其继位者有文治,这也就是“创业之君”与“守成之主”的分野.朝代中期好大喜功的君主通常会因为他们的雄心大志而备受批评。举个例子来说,汉武帝驾崩之后,朝中拟上其庙号为世宗(意即“划时代的典型”)。对这个主张,经学家夏侯胜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他责备这位大行皇帝,征战连年而使生灵涂炭。虽然这个反对意见不大被接受,却表达了儒家学者反对武力扩张的观点。不过,适当的国防则被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而“武”这个字用作皇帝的谥号时,大概也都是恭维的意思。为了要标示出这样的形态,现代学者可以根据文治、武功两个标准来描绘其起伏线,或者用一条起伏线来表现这两者的平均值。使用两条分开的起伏线有其长处,比如说,在形态上,他们可以将文治上的巅峰总出现在军事巅峰之后的事实给表露出来。这种事实,正与传统的意见:对朝代的建立者与继位者的成就有不同的期望一致。
  有时候中国历史学家也从文化活动,如哲学、艺术以及文学等等方面的角度来描写盛世的景况。不管这点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总算碰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数年前,美国一位名闻遐迩的人类学家柯瑞柏(Alfred L.Kroeber)研究过文化成长的形态,结果他发现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成就,两者之间只有部分的相关,为此他颇觉失望。对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只想提出两个一般性的意见。第一是在文化成长的问题中,“文化”如何去定义。我深信要做这样一个研究,以下的区别是必要的:(一)一种文化活动或文化的单一部门,如“诗”。(二)该部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种类,如“律诗”。(三)就整体而言的文化活动。这三种意义的文化,其成长的形态并不一定非一致不可,就像它们的兴衰之因也各有不同一样。
     第二个是质与量的问题。从事艺术、文学与哲学之历史研究的学人,从心底关心的就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在个别的范围里,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应付的。不过,要对文化史作一个充分的理解,我们一定要不但乐于去了解杰出的大师们所完成的华实硕果,而且也要去了解一般作品所达到的水准以及文化活动全部参与者的总成果。一般说来,虽然有些大师在他们的专长上远超当代人(如巴赫之于复调音乐),不过艺术、文学与哲学的历史还是显示了质与量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好比说,就中国文学而言,传统上总将汉—赋、唐—律诗、宋—词与元—曲放在一起说。大家都相信那是产生那类作品最多、最好的时代。这种关联性是可以解释的,因为生产最多的时代必有极好的机会去生产最好的。
    在一个已知的社会里,文化中的某一部门,是否特别为人喜爱或不喜爱,以及在历史上发展得或早或迟,牵涉到许多因素——物质的与义理的——这是不能轻易概括的。文化部门中某一特定形式的起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我所谓的“游艺说”(game theory)来加以解释。艺术与文学的某种特定形式是要遵守某一套规则,就像任何竞争性的比赛需要技巧一样。在这些规则下,只有一些有限的可能会被与赛者察觉,而那些察觉到最佳可能的人就成了杰出的大师。当然,那些发现有许多可能的新玩法,或者将一种旧游戏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好玩的人,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当人们把一切的可能,或者至少是最好的可能都发挥极致时,这种游戏(或说艺术或文学的形式)也就没落了。
    这种能事已竭的观点,17世纪的学者顾炎武早就说过了。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有以下这段对“诗体代降”的评论: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客人人皆道此语。今且数千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在柯瑞柏的《文化成长之形态》(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Growth.)(页763)中,我们也读到“当那个模式里头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觉到的那一刻,价值的极点就已达到了。……当其机会,或说可能,为人发挥极致的时候,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能事已竭”的理论,可以应用到艺术、文学的整个部门上,也可以应用到这个部门当中的某种特定体裁或风格上,可是应用于后者的时候,有效性会强一点。
    这在顾炎武前引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近代学者王国维做了一个类似的考察,然后加上一句:“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诗体或诗风的机会是有限的,然而就所有诗之可能作一整体的观察,则是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正常说来,总需要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以便许多人得以献身于艺术与文学[3]。至于他们爱玩这种游戏还是那种游戏,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结果,朝代的形态与文化的形
  态两者之间就显得只有部分关联了——此处之文化形态代表了艺术或文学中的一个部门,或者这个部门中的某种风格或体裁。就文化活动整体来说,若从量而不从质来看,最低限度,在中国,文化的巅峰与朝代形态的尖峰显然就有相当可观的关联了。战国时代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这个论点的一个例外。因为在此分崩离析的时代,文化活动却是异常活跃。可是,如果我们抛开东周王室不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七雄上,这种关联性立刻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所用的术语一旦得到澄清,在通行的标准中加入五花八门的文化成就——即我们中文所说的“声明文物之治”——也就没什么不可能了。
    用我们界定过的标准,首先透过正史的本纪,我们便可以掌握该形态的基本面貌。历史家在本纪末尾的批评,即所谓的论赞中,经常讨论那位皇帝在该朝代历史中的地位。这种讨论在形式上通常都已样板化了。虽然如此,它们还是相当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传统的评价。以下从《新唐书》中摘录下来的论赞可以当作一些范例:
    论太宗(626—649年):
    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712—756年)、宪宗(805—820年)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
    论代宗(762—779年):
    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论宣宗(846—859年):
    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 比如《宋史》卷3,页14 上的例子。自是而后,唐衰矣!
    论昭宗(888—904年):
    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昭宗是已!
   《明史》显然模仿这些字句。它评论明代十六位统治者中,除了太祖(1368—1398年)和成祖(1402—1424年)之外,只有仁宗(1424—1425年)、宣宗(1425—1435年)和孝宗(1487—1505年)较值得重视。在诸本纪中,明世宗(1521—1566年)被指为是个中材之主,而庄烈帝(1627—1644年)则被当作像唐代末世君主一样来哀悼。
   传统史家有时候也检讨皇帝的谥号是否允当.比如说,《宋史》就曾批评:对仁宗(1022—1063年)、孝宗(1162—1189年)来说,他们是配得上自己的庙号的。《宋史》也认为理宗(1224—1264年)的庙号还算合适,因为这位皇帝曾大力推广新儒家的思想——即所谓的理学。这种是否得当的检讨其实不多,而且,毫无疑问,这种用在谥号上歌功颂德的文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溢美的,因此也就不能光从字面上来理解。要掌握庙号的真正含意,有时候还得去查查前代是否有用过的先例。比如说,宋神宗与明神宗便可以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位皇帝都各信赖一位倡议改革的大臣。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果能更成功一点,那么清朝光绪皇帝的庙号,也许就是神宗,而不是德宗。
  关于帝王的业绩,传统上都承认成功的帝王与长寿的帝王,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传统来自《尚书》“无逸”篇,相传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话。在这篇讲辞中,提到了古代三位从衰世中兴的商朝名君,他们分别统治了七十五年、五十九年和三十三年。宋代学者苏辙对后代是否也有这种关联性提出了怀疑。他指出:梁武帝(502—549年)和唐玄宗(712—756年)都是享国久长而以大难终结的典型。不过,另一位宋代学者邵雍却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态度指出:宋初四君实际上总共统治了一百年之久。整个说来,长治与久安之间或许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长期在位的某一段期间至少确实曾在形态上达到高峰。
    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也适用于异族朝代。《辽史》云:“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者,其唯圣宗(982—1031年)乎!”就金代而言,盛世出现在世宗(1161—1189年)与章宗(1189—1208年)时。就如诗人元好问所描述的“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至于清代,一般学者都熟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创下总共统治了一百三十五年之久(1661—1795年)的纪录。虽然对一个朝代来说,在其形态上拥有一个早期的高峰是很正常的事,但清代前期的这个顶尖状态还是不同凡响的。历时长远的统一与扩张,无疑有助于使清朝成为一个安定持久的征服王朝。
  对于长治与久安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历史家也把享国短暂与国势中衰联想在一起。在位年数与朝代长短都是很难加以解释的,因为牵涉到的因素既多又复杂。用传统的说法来说,这些因素经常被笼统地划分成属于“天”——即自然——和属于人的两大范畴。传统上对人为因素的引证通常都是基于常识性的,因此也就十分容易了解。不过,“天”这个因素在理解上较不容易掌握,它们经常以五行、气运、气数这类半神秘性的概念出现。
     这些概念传统上的解释毋宁是自然主义式的,也就是机械式的。气运与气数二词通常是同义词,不过气数中“数”这个字本身就隐含一种用数目字来表达的机械式观点。或许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孟子的言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然而,最浩大的年表倒可能是邵雍的,它不只涵盖了人类的循环,而且也涵盖了宇宙的循环,这个循环据说长达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称之为“一元”)。另一个较不为人所知,而且规模也较小的年表是王勃在7世纪时所提出的。按照王勃的讲法,受命为土德的朝代应当延续一千年,金德应该延续九百年,水德六百年,木德八百年,而火德七百年。轩辕黄帝受命为土德,该循环开始于他在位的期间,而完成于汉朝,汉朝属火德。汉朝以后的小朝代不能算数,而唐朝要以土德开始另一个循环,并且应该延续一千年之久。对于现代学者来说,这种机械式的年表听起来必然是荒谬无稽的。
    以下是清代学者赵翼的观察[4],大略是从气运的概念演绎出来的,不过用得更加生动活泼。当然,他的观点能被接受到怎样一个程度是另外的问题。他所讨论的主题是“东汉诸帝多不永年”:
        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惟献帝禅位后,至魏明帝青龙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诸帝之年寿也。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书所谓“国统三绝”也。光武乃长沙定王发之后,本属旁支。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迨枝上生枝,则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
  比较上说,赵翼对气运的解释是诉诸自然,而非机械的。并且在深深倚重“天”的因素时,他也没有忽略掉整个问题中人的一面。好比说,他对皇太后们自私自利罔顾大局的批评,就是依据人类的心理立论的。
    在另一则札记中,他讨论一些晋代的幼主,并且重申了有关气运的相同论调,不过他附加了一句:“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这是个很好的看法;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也许太过强调皇帝所扮演的角色了,但这绝非故意的。我们从帝王本纪出发,是因为这些本纪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简要的概况。皇帝可以视为一个焦点所在,但我们也不必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皇帝身上。不用说,历史上有些皇帝仅仅拥有空虚的头衔而已!当然,即使是精力再怎么过人的皇帝,也不可能只手擎天,统治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
  阅读本纪所得到的总合图像可能不一定正确。为了保证相当程度的可靠性,这个粗疏的形态,必须接受一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多重检查的办法。有关领土、内外战争的次数、频度与结果、人口、已耕地、水利工程、通货、物价水准、自然灾害的频数、应付这类挑战的各种努力、科举考试及格与落第者的人数、能臣与循吏的数目等等资料,都要尽可能去加以收集。
  近代学者曾循此路线做了一点研究。比如说,李四光对战争之研究,冀朝鼎对水利工程之研究,王毓铨之于田赋,姚善友之于水旱灾,全汉昇之于唐、宋时代的物价水准,毕汉思(H.Bielenstein)和艾柏华(W.Eberhard)之于西汉灾异。全汉昇、毕汉思和艾柏华的著作尤其脍炙人口,因为他们首开风气,最早以严肃的目标,凭着某种尺度企图描绘个别朝代的形态.不错,中国史籍中,许许多多的数字都不能够仅从其表面的价值来了解。好比说人口数字与土地亩数差不多都是着重在财政上的意义,而不尽反映事实的情况。有关灾异的报道,也可能有意掩饰或捏造。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数字还是可以处理得颇具意义。若能小心谨慎地加以处理,这些材料也不见得就不能利用。
  总之,上述的以及其他的近代研究成果,对于从地理区域和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历史的舞台与演员——的基础上来了解历史的工作,已提供了可观的贡献。中国的传统对这些因素并非一无所知,然而有效地应用在历史解释上则是创新之举。传统学者总爱把一个朝代和整个国家还有所有的阶级等同为一。表面上情形可能就是如此,但事实上个别的朝代显然都以某一特定地区和某些人民集团作为他们的基础。进一步说,这是该朝代的首要之务,虽然它也有志于掌握整个帝国。就此观点而言,朝代是可以当作地域和社会力量的复合实体的。京城、朝廷的利益与地方上的利益也许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说,中央统制的式微通常意味着地方上的富裕与力量,可以免受较多的约束。还有,类似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否吻合的问题对该朝代的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就社会群体来说,记住治者与被治者、士绅与乡民、文官团体与军事团体之间的差异也是有帮助的。地缘性、社会性的差异之存在,提供了冲突,但也提供了合作的机缘。历史家的责任就是去找出该朝代中合作与冲突的力量交互运作的情形。朝代形态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就会导向这个问题。
    在从事多重检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中国史上一些有趣的面貌。举例来说,在价格问题上,一个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准(尤其是谷价)经常被当作繁荣的表征。虽然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已了解“谷贱伤农”的原理,可是他们并没有现代西方人对生产过度与大不景气的恐惧。
  只有在做完所有必要的检查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不同的形态加以得体的比较与解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断定,就那一层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间是重复着同样的循环,还是展开着不同的循环。假使我们同意朝代的兴衰包含了循环与非循环的因素(那也不见得就是“天”与“人”)的说法,那么从各个朝代找出这两组因素各自的重要性,仍然是颇有价值的。此外,讨论朝代循环而置形态于不顾,也显得太过玄虚,反而可能一点用处也没有。朝代有兴亡,正如人有生死。重要的是要从朝代兴亡的得失成败——换句话说,就是业绩——中获取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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