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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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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2011-06-02 21:35:22|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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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华人,作家、记者、学者,一个传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罗湖桥,一步一回头。前面是香港,后面是大陆,他“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岛日报》的专栏“南来篇”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

  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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