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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徐恩曾回忆录——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叛变的?  

2011-06-06 18:51:13|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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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训练特务。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只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只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象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了。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象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象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象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总书记————向忠发被出卖


 

    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叁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只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叁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立叁路线”时期。


 

    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内),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的老干部之手,陈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领导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


 

    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征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象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象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象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象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分。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己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共产党无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个珠宝商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共产党的报复


 

    民国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这叁年之间,我们连续破获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组织,包括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机构,和中共中央总部,以及全国性的赤色群众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盟等,各省的共产党地下指挥机构也连续破获,由莫斯科回来,和由江西赤区派遣出来的补充干部,上任不久,又陆续步他的前任者的后尘,逐一踏进我们特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而这些人经过“招待、说服、转变”这叁步曲,最后总是由敌人变成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些新血轮的注入而迅速增加,这些新手加入之后,每人多少都从他们的“娘家”带来一些礼物——共产党的秘密,所以更予共产党继续不断的破坏,使共产党在赤区以外的各地地下组织,濒于不能维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共产党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地下工作的计划,不得不重作全盘的考虑,在估计了敌我形势之后,它采取了二项重大行动:一,将身分已暴露,或与被捕转变分子熟识的地下工作干部,一律调回“苏区”,原有机构,一律放弃,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组织,企图建立一个与旧的组织丝毫没有牵连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统。二,由“苏区”派出一批精于射击的暗杀专家到上海,企图以恐怖手段对付转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根据史大林所领导写作的“联共党史”的记载,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叁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后这一段时期,对付我的工作人员是例外,我们从它的不惜违背教条,采取这无耻政策的行动看来,已足以说明当时双方战斗的尖锐程度了。
 

    自顾顺章转变以后,共产党中央的特务工作,曾组织一个五人委员会来主持其事,这五人委员会的人选是周恩来(现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赵容(康生)、潘汉年(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廖程云(即陈云,现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邝惠安等,实际负责人是赵容。江西的射击手调到后,由邝惠安负责领导,组成一个执行恐怖行动的“红队”。它的任务以狙击党内叛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为主,附带从事绑票勒赎勾当,以解救经济方面的临时困难。“红队”成立后,我的工作人员接连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伤害甚多,现在还记得的约有:


 

    一,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时许,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暴徒,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冲进我们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击死一人,击伤叁人,办事处的主持人受伤后倒地佯死得免。距离此案发生的前叁天,该处附近有一供职于红十字会的会计员被人暗杀。初未在意,嗣后才明白死者的面貌与身材,酷肖该处的主持人,故被误杀。


 

    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个工作人员经过南市某处,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他发现某茶馆的临街一张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离开当地,但已为红队所瞥见,在走近岗警的地方,红队惟恐我们报警,遂开枪射击,当被击死一人、击伤二人,暴徒则在纷乱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奉命前往法院,为一个已经悔悟的共产党罪犯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暴徒击毙。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五,史君死后,我派钱义璋君继任他的职务。约在二个月之后——八月十二日,钱君到一个旅馆里去会见一个人,正欲登电梯的时候,被预伏的暴徒袭击身死。
 

    这一连串的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现在轮到我们伤脑筋了,史、钱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产党向我的全体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们的葬身之所,谁要来,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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