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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底层苦难的暴力传奇  

2011-07-04 13:52:36|  分类: 觥杯交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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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勇

  广西鬼子是近些年来被普遍看好的青年作家,因其对底层苦难的直面书写而被评论家称赞不已,其小说也被视为“中国小说50强”之一,《被雨淋湿的河》和《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更是常被举例的代表作。初读鬼子的小说,不经意间被其不动声色地叙述底层民众的苦难所震撼,但读了很多之后便又产生疑惑:对底层民众而言,似乎每一个不经意的行为都会导向毁灭,这与我们传统中国民众充满韧性、耐性和毅力的形象似乎大相径庭。

 

      一.  苦难/死亡:一种现实观和写作策略无疑,鬼子是——至少他本人是这么想的——相当富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于此,他曾深切地感叹“鲁迅那种对人、对民族的巨大的悲悯,在当下作家的笔下,不知怎么越来越弱了,即使有,也大都拿‘过去’来说事,很少让人看到‘现实’,而一些有‘现实’的作家,又很少让人看到文学的本质”,于是,他“决定做自己的努力”[①]。但那是什么样的“文学的本质”呢?从鬼子自己的创谈来看,其所谓的“文学的本质”当是这样一种文学观,即“文学也是思考人生的一门学问”。他从老家围墙外的坟场,“痛切地看到了变化无常的人生,感受到了生的恐惧和死的哀怜”[②],于是乎似乎明白了什么,参透了什么。在鬼子看来,一个会思考人生的人,也应该会创作,而一个目睹了太多的苦难的人,也应该对人生有所了悟的,文学对于人生正如苦难对生活一般,都是思考彻悟的过程;无怪乎鬼子的小说充满了苦难、困境和死亡的笼罩。

 

      诚然,对苦难的逼视在在显示了鬼子的博大的悲悯之心,但这也只是鬼子的一厢情愿。如按前面所引鬼子的原话“一些有‘现实’的作家,又很少让人看到文学的本质”,按此逻辑,文学中的“现实”就应该为表达对人生的思考服务,如果不能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了,似乎现实就是悲悯,就是苦难,非此就不是现实了,无怪乎他在文中要在现实上面打上引号了。我们不能否定苦难确是相当部分的国人无法逃避的现状,但苦难却不一定就是“现实”的本质,显然,鬼子的小说表现出了把现实本质化的倾向,究其实,这只是鬼子的一种现实观罢了,不必当真。

 

       鬼子一方面表现出对苦难的迷恋和对人生的思考,一方面又在执着于“很好读”和“悬念”,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不让别人读进去,就等于你把别人拒之于门外,那么你再有好的想法又有什么意义呢?”[③]以此观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鬼子的小说往往都有一个传奇的框架,外加苦难/暴力的奇观了。当然,“好读”对文学而言并非坏事,甚至相当必要,但一旦苦难和悬念成为“好读”的要素和前提的话,苦难自然要大打折扣的,更何况苦难也只是作家的一种现实观而已。

 

二.  从存在到象征:苦难的暴力奇观

 

      底层民众的生活诚然苦不堪言,但底层也自有底层的生活逻辑,底层的悲欢离合;底层民众有会苦中作乐的,也有乐极生悲的;底层民众有安于现状的,也有铤而走险的;底层民众有浑浑噩噩的,也有聪明伶俐的;与有的学者所言的民间一样,这也同样是一个斑驳混杂的存在,任何本质化或简化的企图都是不可能也不切实际的。如果从这点而言,显然,鬼子的小说在试图揭示出底层的苦难的同时,也有把底层本质化的嫌疑。其很多小说大致不外乎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本就苦难的现状,因一偶然的境遇导向极端的困厄,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便往往因某种因缘巧合错杀了他人或是自杀。其结局大都较为一致,死亡是主人公命定的归宿。

 

      从鬼子的叙述来看,小说主人公的死亡是有逻辑可循的,但导向死亡的宿命却不住阻挡,这种力量显然来自底层的苦难现状,可以称为苦难的迫力。苦难使底层民众不动声色,也使他们毫无顾忌,他们潜藏着的对苦难的抗争和仇恨,随着某个因缘巧合最终找到发泄口,这个发泄口即杀人或自戕。典型的莫过于中篇《罪犯》,小说中“我”的寄哥家境贫寒,于是便竭尽全力地力图摆脱这种现状,但总因种种龃龉而不能遂愿,因而其将满腔的仇恨投向了较为宽裕的“我”家,原因不外乎是如果土改时他父亲如果说出了曾是“我”爷爷家的长工,他家便不会这么困窘,因而“我”家是有愧有欠于他家的。他的杀死“我”父亲便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的最后的结果:他家的持续困窘就源于没有说出“我”爷爷家的富农成分。

 

     无疑,鬼子在揭示底层民众的苦难方面显得十分深刻而有力度,但苦难的叙事发展却使得鬼子的小说呈现出底层苦难的暴力传奇景观,死亡不再是一种存在,而演变成一种传奇或象征,似乎主人公不死亡就不能表现出底层的深重苦难,死亡往往成为底层苦难不可解脱的象征。死亡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内涵。

 

       死亡虽不可避免,但死亡却事出有因,这与先锋小说中的死亡叙述显然不尽一致。在先锋小说中,诚然死亡是很多主人公的不可解脱的宿命,但死亡于他们是没有理由没有逻辑可言的,死亡即是死亡,毫无道理可言,也毫无理性的存在,一切人都奔向死亡,其间的区别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这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有鲜明的呈现,如《世事如烟》中人物的数字化即表明人物在面对死亡时的虚妄和类同,人物只是死亡时的对象符号而已已。所不同的是,鬼子的小说在写到死亡的时候,却有意突出了死亡的后天性,死亡虽不可避免,充满了偶然和变数,但死亡本身是有前因后果的,导向死亡的因素也是恒定的,即苦难以及对苦难的不屈,可以说,正是这种不甘于苦难的动机最终把主人公一个个送上了黄泉路,这在《被雨淋湿的河》、《农村弟弟》、《伤心的黑羊》等中有明显的表现。鬼子的小说故此显现出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对苦难的直面书写,同时却又彰显了与苦难抗争的种种虚妄和无助。苦难既是一种先天的宿命,又是不可改变的存在,那些生活其中的人们何去何从?又有谁能给出答案呢?

 

      我们知道,死亡是相对于生存而言的。在传统小说中,死亡要么是一种解脱,要么可能成为一种升华,死亡往往被赋予“宏大”的意义,寄托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期翼和理解。人们常说,死,有轻于鸿毛和重于泰山之分,死亡往往成为善恶清浊之间泾渭分明的分水岭,死和生实是相伴相随互为表里不可两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死乃对生的发言和向生的示威,生乃死的延伸。对死亡的最为崇高的叙述乃是对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耶稣代人类受过而被钉死在十字架,这种死成为人类最为伟大的事件,而其死后复活的故事,也向人们昭示崇高的死是可以导向永恒的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叙事中,确立了死亡叙述的现代性的意义:不是生而后有死,而是死启示了生,死向生展示了人生的意义,显示了生命的价值,死是生的价值体现。在传统社会,按照孔子所说,是未知生,焉知死。但在现代性社会,则是未知死,何来生?这就是死亡的辩证法。

 

     而鬼子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愿“歹活”,也没有为什么宏大的目标而赴死的慷慨,他(她)们的死纯粹是偶然或宿命,似乎人生任何一次小的过失就能将人送上不归路(其最为典型的是《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学生作文》、《谁开的门》以及《瓦城上空的麦田》)。这样一来,鬼子小说的死亡叙述就显现出一种悖论:死亡既因生的欲望——如按鬼子的话说就是“一种被人的生存状态所认定的”“无比强大”的“人的本能的力量”[④]——而起,但却因种种偶然或意外终不能导向对生者的启发,鬼子小说的深度和力度在这里都要大打折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所谓鬼子的“鬼气”也正在于此。

 

三.苦难的逼视和回避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反讽式的结构,鬼子的小说故而常常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这也正是鬼子的小说耐人寻味的地方:他采用这种视角的同时,显然又放弃了判断和评价的权利,不论是“我”面对他人的苦难(《被雨淋湿的河》,《农村弟弟》、《罪犯》),还是“我”自述自身的厄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伤心的黑羊》、《《瓦城上空的麦田》),似乎都是淡然而漠然的态度,这种淡然或漠然虽然使得小说在情感倾向上暧昧不明之处,但也使其显现出极富张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话性的结构隐然于此显现。

 

       鬼子的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叙述故事,因而往往呈现出叙述者“我”与小说其他人物间的对话关系,这在《被雨淋湿的河》有明显体现。小说以一个从城市逃回乡村的女性“我”的视角讲述陈村一家的悲剧性故事,因为“我”的城市生活经历,无意间成了沟通现今两代农民的桥梁。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现实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流向城市,传统农民的生活观念面临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在陈村父子之间展开,而叙述者“我”则成了这种危机的见证者和旁观者,“我”的态度的暧昧不明正与小说的对话性结构遥相呼应。

 

      叙述者的矛盾态度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对苦难的思考和处理。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苦难往往被作了某种本质化的处理。苦难相对于它的承受者而言,是可以超越或可以否定的,苦难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他者”,苦难的旁边矗立着一个大写的人类主体的形象,这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有集中鲜明的体现,在伤痕文学中亦复如此。在革命历史叙述中,苦难是革命的起源和前提,这种苦难既是一种现实中的状态,也是一种抽象的本质化的存在,正是在这种叙述框架中,苦难往往成为一种仪式或符号,非此不能走向革命(如《红岩》);而在伤痕文学中,虽也有苦难的伤痛,但苦难仍旧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于革命历史的苦难仪式化,伤痕文学叙事则表现出苦难的意识形态性,苦难成为历史迷途的象征(如长篇《芙蓉镇》),非此不能表现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合理或合法性。虽然这两种文学思潮表现出对苦难的不同处理,但在对待苦难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即苦难是暂时的,不论革命或建设都是为了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和克服,而大写的人的时代的主体也正是在对苦难的超越当中获得一种历史的合理性。这种苦难叙述在此后的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乃至新写实小说中都是所体现或延续,直到先锋文学,苦难被宿命所替代,人成为一种符号,苦难与人类一样变得暧昧不明,人类已然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苦难也就无所谓惊心动魄或触目惊心了,任何价值判断于此都是多余的。

 

       而对于鬼子而言,显然,苦难是一种赤裸裸的必须面对的存在,成为压迫人的力量,但人却早已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人既不能克服它,也不能逃避,任何抗拒或阻挠都是多余,甚至可能加剧苦难的迫力;人既无所适从,又无能为力,既恐惧又冷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苦难两峰对峙旗鼓相当,其间呈现为一种对话式的结构,人的冷漠和淡然恰好表征着人与苦难之间的默契和共谋,抑或妥协和平衡?

 

      鬼子及其小说的吊诡之处故而得以显现。其小说的叙述者表现出对世事的冷漠和不动声色,表征着的是作者的困惑和不能解释,但作者鬼子(与叙述者并非一回事)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应该是点燃和被点燃的关系?”[⑤]在这样一个失去个人主体地位的年代,自己尚且不能“被点燃”,作者又凭什么去“点燃”读者?鬼子虽有阔大的胸怀和勃勃的野心,但他选择的让小说中的人物、读者和叙述者“三者保持一种平行的姿态,谁都不能在过程中把谁给任意地丢失了”[⑥],却又在客观上背叛了自己。鬼子小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于此得以尽显,但已去作者的初衷远亦。不知鬼子可曾意识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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