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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精神危机与精神根基  

2011-08-13 17:11:14|  分类: 觥杯交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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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神必拜与“需要信仰”

  郑雄(以下简称郑):先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现象来说吧。无论我们到哪个旅游景区,无论那个景区里有庙还是有观,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神龛供一个莫名其妙的牌位,我们都会发现,那里有人在磕头,有人在烧香,有人在捐钱。你很难说他们是信徒,但他们看起来特别虔诚。中国民间也盛行着节日期间烧香拜佛的习惯。中国人逢神必拜,逢节必拜。能不能说,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你怎样来看待这样一种方式?

  王晓明(以下简称王):这看上去很乱,也有点可笑,但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人们对信仰的巨大需要。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比较现实,不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那样有较多的超越性。但实际上,中国人同样对个人以外的、更大的东西有一种认同的需求。虽说今天社会的主流风气明显是围着个人的物质利益转的,但是仍然有对个人以外的、更大的东西的认同的需要。原因很多:有的人是因为生活碰到困难;有的人则是因为生活得不错,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反而感觉到不够,要寻找超越性的东西。

  郑:就是您所说的“精神依据”?

  王:他有这个需求。很多人信佛,信各种家庭宗教。还有很多人信基督教。越是社会严重倾斜、赢家通吃,普通人、弱势者对“神”的需求就可能越强烈。当然,如果一个一个具体分析今天中国人拜“神”的原因,那其中的追求实际功利的意图,也非常明显。

  郑:中国人的拜神,一个是求有名有利,一个是求升官发财,一个是求无病无灾。

  王:多数情况确实如此。这也是古已有之。去庙里拜佛的人,可能多数就是和“神”“做交易”:我供着你,你保佑我。当然,也有人不是为了实际的求福免灾,而是要寻找心灵的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之所以要这么与佛祖做交易,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把握,这才要去求靠一个更大的东西。也就是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人们都还是需要相信某个比个人物质生活更大的东西,然后把自己挂上去,只有把自己挂上去了,他才心安。去教堂做弥撒、去社区里的小型宗教场所念经、汶川地震的时候赞叹国家的了不起、因所谓的“大国崛起”而兴奋:这些看上去截然不同的现象,其实有更深的相通之处。

  郑:能不能认为,很多中国人,在现实的,比如说,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层面中找不到根据,于是就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来寻找?

  王:这要分开来说。首先,看得见的“现实”的背后,常常连着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很多美国人,是无神论者,不信神,他的精神认同主要指向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基本制度,他爱国,主要也就是爱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在顺利运转,他就很安心:你可以说他很现实。但实际上,这些美国人之所以认同宪法和制度,根本上还是因为,他认同这个宪法和制度所根据的那些更为抽象的原则,比如人人平等、天赋人权:这些正是他作为无神论者信奉的“神谕”。

  其次,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一直以来大家都说,中国人重集体、轻个人,缺少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膨胀起来的那种个人本位的精神。这个说法虽然粗糙,但有一定的解释力,比如我们那一代人,在“文革”中间长大,确实习惯于在个人之外,依靠一个更大的东西。1978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潘晓”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虽然感叹理想的破灭,但“潘晓”们是不能没有理想的,旧的破灭了,那就去寻找新的,而新理想的类型,还是和旧的差不多,是要寻求那种比个人更大的东西。

  比如当时的文学,借用我的博士生朱杰的分析,1980年代初的一大批小说,都是在实践这种“潘晓”式的追求,它们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热扑扑地面向社会,要与某种大的正面之物连在一起。稍后几年,开始出现孤独、反叛、背对社会的文学形象了,但你仔细看就会知道,这些形象的“个人”性,大部分都建立在对压抑性的社会秩序的反叛上,正是与“集体”、“公共”之物的密切关系——尖锐对立也是一种密切关系,成就了这些“个人”的价值。

  但到1990年代,情况不同了,现实明白无误地告诉人民:公共政治是危险的,不能碰;个人孤零零,手无寸铁,是渺小的,政府、市场、学校、医院……每一个都比你强大!

  说得粗糙一点,正是这个铁一般硬的现实,加上GDP之类的持续发展,威逼利诱,推动中国人集体转向:从公共、集体转向个人,从整体的个人转向个人的“下半身”……

  郑:像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就是这种情况。

  王:朱文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转,不过他并不甘心,所以才起了这么个激烈的标题。再往后,过了这一段心理矛盾期,中国人的转向更加顺当和普遍。不但一肚子灰暗记忆的中老年人,就是年轻人,也大量地“个人至上”,一种非常奇怪的“个人至上”:一方面,越来越自我,只关心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情,稍微远一点的就看不见;另一方面,又放弃自我——他不相信“我”可以决定“我的”命运,更不相信“我”可以改变社会。他唯一要做的,是努力去适应现实,因此,他不需要独立性、自主性和独创性,这些都没用,反而让人苦恼,碍事。从这个角度看,你会发现这样的“个人至上”,恰恰又是阉割和泯灭个人、反个人的。

  郑:就像你说的,很多人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温驯的白领”,学习职场成功学,提薪、晋升,满足一种所谓白领生活的优雅?

  王:对,正是这样的“个人至上”意识在全社会的弥漫,让许多人——无论他是不是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承受现实的巨大压迫——发生错觉:个人的物质享受、小家庭、收入、房子、汽车、出国旅游……这些就是“成功”的体现,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最近二三十年,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跳人物质消费的无底洞?就是因为他要从他对那些商品的占用当中,求证自己人生的价值。

  但这实际上是一件做不到的事。你一头背对集体和公共,一头又放弃真正的自我和个人,只在那么狭小的一块“消费”领域里转,一定到处撞头,发现人生的缺憾。所以,一方面扑通扑通往那无底洞里跳,另一方面也不断滋生对洞中人生的不满,这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性的反弹,再次激起到更大的事物当中去寻找人生意义的普遍的冲动。

  这么说吧,最近二十年,我们实际是兜了这么一个圈子:最初,是面对强权的无力感和渺小感,将我们推入反个人的“个人至上”的狭小空间,现在,则是对这狭小的不满,逼迫我们用各种方式,重新寻找别的人生意义……

  郑:你说的这种“个人至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之前我还没有注意到,他是从个人出发,最终又放弃了个人。

  王:说个身边的例子:现在大学校园里,考试作弊、论文抄袭都愈演愈烈,你在考场当堂抓住了,他还理直气壮跟你吵:“我要实习、找工作,哪有时间听课啊!”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伦理方面的问题(例如不遵守对规则的承诺),恐怕更深的原因是对自我的看法出了问题。一个人觉得作弊可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自尊,而自尊的前提,是觉得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体验自我的独立和自主,甚至不觉得这样的自我有什么价值,重要的是“适应”现实、是“混过去”,别的都无所谓,那么,他就真会从心底里觉得,作弊也罢,抄袭也罢,都没什么不可以。

  郑:我甚至听到一种说法——考试是考各种能力的,包括抄的能力。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网上最近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考神”。年轻的网民自己做了一个“考神”的形象,把它放到网上,考试前来拜一拜,希望能得到保佑,考试过关。

  王:日本的佛寺里挂着各种各样的许愿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考大学的,考试也确实是一件有几分碰运气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就事论事,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普遍的状态:“考试”犹如年轻人往上走的路上的一道道关卡,他已经被告知——也相信了——这些门是牢不可破的,他只能想办法钻过去,但他又已经明白了,他能不能钻过去,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他个人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钻过去:请想一想,在这样的苦闷和无奈中,年轻人能够支持多久?他势必要寻找安慰,要找别的东西来鼓舞——哪怕是哄哄一自己。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更不要说“佛祖保佑”了,当人用这些东西自我辩解的时候,实在是有点可怜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他毕竟不再愚蠢地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能钻过去,只要钻过去了,就能有房有车,有了房子车子,人生就圆满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种对于更大的事物的认同的需求,它的一个来源,就是这种个人奋斗的幻想的破灭。

  精神上没有根,人就会随风倒

  郑:今天的中国人显得非常焦躁。《南风窗》杂志前段时间做了一个专题——“中国人心安何处”——把“心安”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很有意思。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发现,有的人,挣了一些钱,马上就看,谁比自己更有钱;有的人,做了一个官,马上就想,谁比自己官更大;买个房子,马上会发现,有人比自己的房子更大。总有一种东西在引诱着人们,提醒着人们,你的生活是不行的,要不停地往前走。2009年,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写了一首诗《心在哪里安放》,发在《中国青年报》上。心灵无处安放——中国人的焦躁,似乎这几年来,特别明显,二十多年前,贾平凹写过一部小说叫《浮躁》,他似乎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好像是越来越厉害。

  王:这很自然。现在赢家通吃得这么厉害,谁都知道问题大了,“维稳”这个词越流行,越说明其实不稳。有权有势的不知道哪天自己就不行了,无权无势的更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看不清长远的趋势,就只能先求眼前利益,可人其实是不能缺了长期判断的,你每天都走在通向未来的路上,如果一直看不清前方的景象,你怎么可能不焦虑、不发慌?今天的大多数城市人口、工薪阶层,平常的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但不能出意外,不能生大病、丢饭碗、出车祸、遭天灾……一旦出点意外,你的生活就可能一下子垮掉,因为没有你可以向之求救的稳定的制度:你每天都能看到、听到这种个人被突发灾难击垮的故事,自然很难安心。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明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隐性的、影响更深远的原因,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比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很多人都分析过,资本主义是要靠扩张才能活的,一停顿、一不扩张,它就要出问题。扩张不只是规模的扩大,也是速度的加快。所以,越是资本的力量非常活跃的地方,人的生活的节奏往往越是“提速”,而那种觉得“快节奏”和“变化”就是“成功”标志的观念,也就越普及。今天的上海就是这样,几乎所有的社会环境,从物质空间到流行趣味,都引诱和催促你不断更新你的一切:手机、服饰、口味、常用语、人际关系……如果二十年不换个新房子住,你自己都可能不安。

  高晓声曾经回忆,1970年代他老家的农民,时间上通常只分上午和下午:“某某人,我明天上午去你家啊……”这就够了,不需要弄得很精确。现在不同了,比如说我跟你约访谈,一定会说清楚是几点开始,几点结束,这样你我都可以接着安排后面的活动。更可笑的是,我今天除了按照时间表做今天的事,还要同时预约明天、下一周、下个月,甚至下一年某天的事,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同时安排好几个不同长短的时间段的人生。“后天下午一起喝茶好吗?”碰到这种邀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查记事本!报不出卡上的数字,就说不清我是谁,不查记事本和时间表,就不敢做任何事,生活越来越忙,但自主和自由却越来越少:这实在是畸形的生活。

  这样的急急忙忙的生活状态,很容易泯灭人的精神的独立性,你连定睛看一样东西的时间都不多,怎么可能有持续的思考?精神上没有根,就会随风倒,对流行的东西没有判断和抵抗力。于是媒体上的糊涂蛋越来越多,对“效率”的崇拜铺天盖地,质疑、反对的声音却很弱。

  说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吃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业风靡全球,但就从1970年代起,意大利和法国相继出现“慢食”运动,提倡慢慢吃东西。这里的关键不在吃什么,而在吃的方式所体现的人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美国式的快餐,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其实和也是美国人创造的流水生产线一样,都是用标准化和效率,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由此造成的多样性,彻底取消了。比如,快餐店里是没有厨师的,它不需要厨师。

  郑:它制作的方法就是在生产流水线上,按照一定的配方,一定的工艺来进行,无论是谁,做出来的食品是一样的。

  王:如果全世界的饮食业都快餐化了,那么厨师这种人就没有了。孔夫子讲,食色性也,食是构成人及其本性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可以按照“科学”(营养学)的配方统一制作,那人还是人吗?跟这个相比,是否焦躁不安,那是小问题了。

  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考虑问题

  郑:几年前,你曾经说,当年你们讨论“人文精神”时候针对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还在日长夜大。这种判断你有变化吗?

  王:有变化,但总体上还是这个判断。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比1990年代早期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更严重。有位经济学家对我说:中国现在的一大问题,就是文化状况“太坏”,有些经济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应该很不错,但一实行就不对了,甚至与初衷南辕北辙,为什么?就因为现实的“人”出了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上就是文化的问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模式等等的问题。他说得对,越是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的各个部分——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一就越深度混合,今天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当中,都有文化的病灶深嵌其中。

  郑:这些年,你的思想明显发生变化。有人批评你“向左转”。是不是这样?

王:可以这么说。我现在对中国的未来的想象,就和1980年代明显不同,比如,我不会再把美国,或者说得抽象一点,美国模式,看做中国人应该追求的榜样。

  郑:包括我,也不赞成。

  王:我去过美国好几次,有一次还在波士顿住过一整年,租房子、买菜、送孩子读书、学车、买车、订报纸、野营、听音乐会、投诉警察……等等,几乎就和本地人一样。所以,一般美国人的生活的方便、便宜,空间大,政府的服务,我都是有实际体会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生“9·11”事件,现在外国人在美国可能就要多一些束缚。但总的来说,美国人的生活确实不错。

  但是,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感觉就不一样了。美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是明显不同的。美国人的日子能够过得那么好,很大程度是靠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是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去了。欧洲那些发达国家也一样。所以,早在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里就讲:所谓当代世界,是一个由文明国家主导的野蛮世界,英国、法国和美国,其国内状况堪称文明,但它们却把整个世界弄得弱肉强食,跟野蛮的丛林一样。

  杨度这个话说得透彻。一旦把美国和西方的国内状况和国际表现联系起来看,把它们的今天和它们的过去联系起来看,你就很自然会觉得,它们那一套有问题,它们的小范围的文明,是以更大范围的野蛮为前提的,因此,不是真正的文明。

  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历史又这么悠久,中国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跟西方“接轨”,变成第二个美国。中国的理想至少应该比这个高。一百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一,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二,学习的目的是超越,要创造出比西方更文明的世界,而非只是一个强大的西方式的中国。今天我们讲国家的目标和理想,就算不长进,不能比这个更进步,也不能后退吧!

  郑:但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一个集体参与全球性竞争,往往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说美国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话,有的国家则正好相反,是对内专制,对外处处受制。那么,能不能认为,在现实的层面上,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种完美的模式,而美国的模式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不坏”的模式?

  王:你这是套用丘吉尔的话了。没错,“假民主”是比“真专制”好。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只能如此二选一呢?是不是应该追求更好的目标?

  郑: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王: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比狭隘的现实主义更开阔的胸襟,有比丘吉尔这样的透彻和悲观更丰富的情感,有从整个人类和长远的未来的角度想问题的能力。不能把现实和理想分隔成实际上互不相关的两个世界:理想尽可以高远,但现实么,对不起,只能这样这样……现实不只是现实,它还通向未来,如果我们对未来有理想,那就应该从此刻、从现实,一步一步地往那个方向做。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信人类应该有理想,应该实现理想,他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对个别所谓“自由主义”的宣言的不满,主要就在这里,它的一些具体的要求,例如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等等,我都赞同,但是,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它就站得过低、因此眼界太窄了。

  同样,如果没有刚才说的这些开阔的胸怀,左派也很容易变质的。我的理解很简单,所谓左派,就是要从被压迫的、弱势的人群的立场来看问题。可是,如果你眼里只有中国,只有中国的现实利害,那么,你就很容易只记得自己如何受压迫,却意识不到别人也在受压迫,就好像那个熬成婆婆的媳妇一样,对新媳妇比婆婆还要凶。今天中国的有的“左派”,恕我直言,已经很像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极右的国家主义者了。

  郑:你说我们应该从超越中国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从现实的路径上来讲,恐怕比较困难一点。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却想更高层面的问题,那我们怎么从现实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王:你说得有意思,提醒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就是住在国境线内的人吗?即便抗日战争、一大半国土沦丧的时候,中国人也还知道,国境线外面的广大地方的事情,是能直接影响国境线内的局面的。没有这个认识,就不会有去缅甸的远征军,也不会有1942年蒋介石的《告印度人民书》。

  孙中山和章太炎他们当年讲民族主义,都说得很清楚:新中国的民族主义绝不只是与中国人有关,只有亚洲和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都解放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算完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孙中山反复说:过去我们被西方压迫,以后我们强大了,一定不能去压迫别的民族;要趁现在中国还没有强大,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让国人都明白,不然,以后强大了再讲,就晚了。

  无论“我”还是“我们”,一百年前的那些思想家的认识,似乎都比今天的主流思想宽得多。

  郑:但是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现在这样讲,这样想,历史却沿着另外一种方向发展,我们不仅没有强大,反而情况越来越糟糕?甚至比现在更弱小,更坏,更混乱?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多地不切实际地考虑了世界问题?

  王:没错,一定有人会这么说:你那些都是空谈,国家的强大才是真的,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谈别的。面包是自由的前提,物质是精神的前提,如果前者还没解决好,空谈后者是没有意义的:近三十年来,这样的思路在各种事情上都大肆膨胀,现在则膨胀到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来了。

  这里的关键不在理解力,而在心态,不是不懂道理,而是被太多的失败记忆和阴暗经验搞坏了心境,于是消极地总结教训,养成了只认现实功利、别的一概不顾的习性。偏偏现实又不断地验证和助长这种习性,于是就更理直气壮。如果一个人平常的人际交往就是这样的,他当了老板,对员工肯定也这样,赤裸裸的压榨和利益交换;如果他更有权有势,出国办交涉、搞投资了,那一定还是这样,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和利益交换;他要是还写文章,抒发对国家和社会的想象了,那更免不了还是这样:赤裸裸——或者拐弯抹角、掩掩藏藏——的实利主义。

  个人、国家、社会、世界,后面还有范围更大的,所有这些层面都是通的,我们不能在这个层面这样,换个层面又那样。相反,应该在所有层面贯通我们的基本立场:人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是远比物质财富和能量重要得多的,公正、自由、民主和解放,也是远比创造物质财富和能量的效率更高的。如果单讲后者,那我相信,短时间里,集权体制可能最有效。但是,如此高速“发展”出来的“富强”,因为缺了其他更基本、也更重要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和支撑,很容易变质,因此也很难长久,对人类,包括对它自己的人民,都是祸害远大于福祉,193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就是明显的例子。

  今天,是到了必须深入反思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时候了。当“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我们的头一定很低,只能看到前后的一小片水域,时间长了,就算本来眼力好的,也不知不觉会变得近视。所以,一定要直起腰来,放眼四面,远观天下。人不是只活在当下的,过去和未来,至少和当下同等重要。社会更不能退化为只是一片名利场,人的全面发展,人和人的社会交往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宇宙的关系的全面改善,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所在。

  我又要说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责任在这些方面探索一条好的道路,当然不容易,即便知道了大致的方向,磕磕碰碰的一定很多,走不快,但这是中国人必得要为人类担负的责任。今天的世界上,令人沮丧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中国应该贡献一点正面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也变成一个负面、而且比那些老牌的负面更粗糙的东西。

  历史并非只有无情的一面

  郑:姑且把你说的这条道路叫做“第三条道路”吧,在你的脑子里,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

  王:这几年,我断断续续读了不少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也和他人一起试着编一个现代思想的读本。现代早期,也就是十九世纪晚期到1930年代的那两代人,已经在处理这个我们今天仍然觉得难办的问题了。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现代思想,是从遭遇帝国主义压迫、不得不“西化”的历史节点上开始的。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起点,决定了那两代人不会以认同西方、“与世界接轨”为终点。一个被欺负的人,不会认同那种强者理当欺负弱者的逻辑。虽然世上多有奴隶被主子洗脑,于是变成奴才的例子,但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努力要把中国变得强壮起来,令别人不敢欺负,但他们不愿意中国再去欺负别人,而且还要把西方帝国主义确立的人可以欺负人的规矩给改掉!你要说“路线图”,那个时候的大量思想论述和社会实践,就是起点。在我们之前,绝非空无一物。

  郑:能不能这样说,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范围内,你说的这种道路,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王:我不这么看。中国的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不是说成败不重要,而是说你怎么看成败。很多事情,好像一时没什么效果,或者效果不如期望的那么大,但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却可能出乎意料地爆发,显出绝大的影响来。辛亥革命就是例子。因此,真要看清楚成败,眼光就要放长一点,不能看一时。

  也不能只看一地。社会是多方面的,中外更是越来越密切互动,你在这里撒下的种子,很可能在那儿冒头,最后又通过别的地方、以别的方式,倒回来影响这里。

  举个例子。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许多人——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等等一就开始讨论土地问题,既要打破土地兼并的趋势,耕者有其田,又要避免土地被“耕者”私有化,完全变成资本。要说“第三条道路”,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怎么解决土地问题,关系太重大了。到了民国,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迟迟不能展开,但在广西、江西苏区、山西和后来的陕北解放区,当地政府主导的各种土地或地租改革,相继展开;而河北、山东等地,许多知识分子下乡,参与乡村建设,又从另一角度,打开了解决乡村和土地问题的新的思路。1950年代,共国两党相继在大陆和台湾推行土改,其后大陆又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创立和废除,尽管起起伏伏,变动激烈,但一直到今天,至少在大陆,土地完全私有化、资本化的方案始终遭遇强大的社会阻力:你能说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成功?

  历史并非只有无情的一面。所有正面的努力,都会以各种方式存留下来,影响后世,就看我们怎么去回顾、去接续了。

  郑:那么,你现在所做的整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工作,能不能够成为一种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总结过去,判断现在,预测未来?

  王:历史是很少能提供这样“现成的方案”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只是试图看清楚前人面对我们今天依然面对的难题时,是怎么想、又怎么做的。这并不容易,一百年来,人们想了很多,说了很多,做了很多,但今天能比较容易了解的,主要是他们的言论,而他们当年实际所做的,梳理起来就比较难。比如1920年代,“桂系”改造广西,做了大量的事情,但现在留下的一手记录,似乎就很少。不过,即便如此,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用心搜集,还是能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不是告诉我们该往哪儿走,而是让我们在找路和开路的时候,头脑变得清楚一些,眼界也开阔一些。

  我是不相信有什么“历史规律”的。面对历史和未来,悲观乐观其实都没什么根据,人类的未来会怎样,主要就看你现在怎么走。因此,必须小心翼翼,尽可能避免大的错误。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比较长远的理想,有开阔的视野,要记得历史。中国将来该怎样?没有现成的方案,只能自己摸索。困难很大,但光荣也就在其中。

  社会“共识”与信仰“多元”

  郑:当年,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有人就提出来说,信仰应该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精神依据,社会也应该宽容,为每个不同的选择提供条件,这意味着“人的解放”,社会的进步,说明社会已经不再把同一种观念强加到每个人头上。那么,无论是当年你们谈“人文精神”还是现在我们谈信仰,谈精神依据,都有可能是要规范别人的思想,是要退回到思想控制的年代——你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王:这就牵扯到对“多元”和“多样化”怎么理解了。我的理解很简单:首先,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上,“多元”也罢,“多样化”也罢,都是指社会的一种总的状况,而不是指个人的内心状况。严格说来,人都是矛盾体,但社会的“多元化”要求的,恰恰是每个人有基本的立场,而不是相反,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一团浆糊。“多元”是以存在许多不一样的“一元”为前提的。正因为实际上有许多“一元”,社会才需要建立合适的制度,让有权有势的人无法强迫其他人“信仰”他的“一元”。你左派,我右派,他中间派,都有发言权,七嘴八舌,激烈争辩——这才是多元。倘若大家都是非中非左非右,没有明确的立场,互相更不批评,只是弓腰作揖,怎么都可以,那社会反而是一元,是混乱的、一团浆糊的一元了。

  其次,一个社会的成员内部,又是必须要有基本的共识的。人与人之间不能只有利益的平衡,还必须要有基本的共识,不然,利益的平衡一打破——实际上利益平衡是最脆弱的东西,社会就会乱。

  郑:就像我们用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操作系统,让所有的功能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王:一点不错!比如我们三个人,你们两个认为不能随便把别人的头砍下来,我却认为无妨,你们还敢和我组成一个社会、生活在一起吗?像这种层面的社会共识,是不能“多元”、更不能随意破坏的。当然,现代社会建立和保持怎样的基本共识,或者换个说法,公共认同,是需要特别谨慎,需要不断反思的,历史上这方面有很多惨重的教训,这个说起来话长,这儿就不扯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走到另一个极端,说社会就可以不要这种共识。总而言之,讲“多元”,得分层次,所谓“人文精神”,我个人以为,就是类似“人不能随便把别人的头砍下来”这样的基本的社会共识。

  思想之火不能熄灭

  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文化研究。你有没有觉得,文化的概念终究比较大、比较虚,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那些非常有现实指向性的学科相比,文化研究仍然要高蹈一些。那么,借助它,怎么样才能实现你所希望的“逼近现实”?

  王:文化本身似乎无形,但也因此无处不在,到处都能看到。越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越大,到今天,它几乎要成为决定社会状况的最重要的因素了。另一方面,改善文化状况,要比发展经济、改善政治慢得多,也难得多。只要政府不太糟,社会不太乱,经济总能往前走的,十年前,我住的小区里没几辆私家车,如今已经多得停不下。但是,要改善文化、改善人心,就不容易了。

  文化研究,其实就是被这样的社会现实召唤出来的,是为了回应这个召唤,或者说挑战的。所以,文化研究天生是要介入现实的,衡量文化研究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好,关键的一条,就是看有没有发展出从“文化”的角度——而非其他角度——介入现实的有效方式。

  2010年3月,我们借世博会的契机,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做了一场持续近一个月的网络讨论,随后又将讨论扩展到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同时精选网络讨论的部分内容,很快出版一本口袋书,并在书店和图书馆做了好几场公开讨论……结果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学院外的参与者甚多,一些讨论的内容被人译成英文和意大利文,贴到国外的网站上,那本小口袋书,还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10年十佳图书之一(部分内容已刊《天涯》2010年第五期“城市之魅与现代化反思小辑”)。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通过及时介入重要的社会议题,一点一滴地持续推进公共讨论,文化研究是可以发挥介入性的作用的。现在城市化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社会工程,而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大规模地搞下去。但是,城市化究竟会给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什么现实影响和长期后果,如今的主流见解却基本上语焉不详,学院里的研究也非常欠缺。这是相当危险的。因此,努力扩大有关城市化的讨论空间,进而扩展公众对城市化的理解,就成了文化研究迫切要做的事情之一。只有公众真正明白了城市化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因而逐渐开始关心和努力参与,社会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少犯错误。

  当然,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文化研究还有其他的许多方式,可以不断尝试和发展。但有一点很明确,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必须明白,这是长期的工作,要有耐心。

  郑:我忽然间有一种感觉,文化研究会不会最终是介于新闻学、社会学之间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它更加学术化、概念化、理性4J67

  王:1960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一兴起,就鲜明地表现出介入现实、跨学科、注重批判性建设的特点。这其实也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有活力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共同点。1980年代中国大学里的不少学科,譬如文学领域里的“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就都表现出这些特点,只不过后来它们大多退进所谓“专业化”的蜗牛壳里,变得安静了。但是,中国这么大,有伏下的,就会有新起的,文化研究,还有“三农”研究、媒体政治经济学,等等,就起而代之,继续开拓新的思想和学术空间。说到底,叫什么学科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之火不能熄,也不会熄,总是有薪柴添加,继续燃烧下去的。

  郑: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里,到处都能看到你悲观、消极、阴郁的情绪。现在你的心理状态又是什么样的?

  王:写那本书是在1990年代初,我那时候还是有点幼稚,对社会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很快就该怎样怎样,一旦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不自觉地愤懑、悲观,甚至阴郁。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经历了那么多令人悲观的事情,人反而能扛得住打击,不会再让失望挡住道。而心里有了这个底,你反而能转变思路,体验世界和人生的美好——抱歉,忽然用了这个词。

  郑:那你说说这个“美好”吧?

  王:那真不少。大自然,春天的时候,推开窗子,就看见树木顶上的翠绿的新叶子。人,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互相理解;友情,共同做事的热忱……我在大学当老师,虽然也有诸多不满,但年轻人的那种勃勃的生气,依然不断激发我对人世的信心。还有文学、美术、音乐,等等,我有时候真是觉得神奇,音乐家了不起,就用那些器具,弄出一些自然界没有的声音,让人生出许多无法明言、但就是深切地感同身受的情绪!不说了,是不是觉得我无知无识、太门外汉?

  郑:很多年轻人,他们有一种自虐。现状让他们无奈,看未来他们很悲观,他们又不能够直面历史,只能够缩起身子,把头埋在沙子里,做一只精神的鸵鸟,有时候就在网络上发出一声戏谑的、黑色幽默式的悲鸣。像网络上的什么打酱油、躲猫猫这些词语,和整个社会“娱乐至死”的风气纠结在一起,给人一种郁闷的精神氛围。我本来以为,你会整天处在这样的郁闷中。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的乐观。

  王:现实确实不好。年轻人的总体的境遇也不好,因此,他们许多人的精神状况确实如你所说,比较差。当然我也会提醒自己,不要像九斤老太那样看年轻人不顺眼。不过,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人类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那种向上、向善的精神倾向,以及支撑这个倾向的那些基本的心理结构和品性,是很深的,也比较稳固的,它们形成得很慢——人类的进步是何其缓慢啊,但一旦形成、稳定下来,也就不会因为几十年或一百多年的恶劣境遇的磨难,就根本改变。会有一时的堕落和崩溃,但过后又会慢慢恢复。人生短促,个人所见的景象再坏,也不足以摧毁我们对人应有的基本的信心。何况我们每个人实际看到的、经历的,绝非只是坏。

  王晓明,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无声的黄昏》等。

  郑雄,编辑,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他们影响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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