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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南社社员的转型与鸳鸯蝴蝶派的渊源  

2011-08-17 21:57:42|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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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鹏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是一个无法割裂的完整的生命体。民族文化的普遍性,使民族精神成弥漫一时的社会参与的文化风气; 民族精神的连续性,让它有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学史作为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在它们发展的历程中,每个时代都是“过渡的一代”,在文学史流变中担负着吐故纳新的使命。诞生于晚清的南社,是文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别样书写,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民族反思的基础上掀起革命的浪潮,更以其革命性在文学史上独受青睐。而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是文人脱离政治生活转向文学创作的回归,这种回归,并没有脱离政治话语的藩篱,而是在消遣、娱乐、言情编织的烟幕掩盖下,将社会百态曲进寡出的展现出来,缺少了政治的锐气,平添的几分消闲。基于此,在其后兴起的五四文学站在了它的对立面,给予其沉重的抨击,并且延续了近百年。今天,我们超越时代与政治观的局限,重新思考鸳鸯蝴蝶派,不难发现,它的消沉思想并不是主流,它是社会政治与文学承接和变革的力量,将传统文化催向现代性孕育的历史阶段,以自觉的追求推动了新文艺的生成和发展。从它的产生、繁荣、作家群的构成去审视,南社可以说是它的大本营。鸳鸯蝴蝶派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南社社员,南社的组织机构为其发展张开了社会之网,南社人经营的报刊则成了鸳鸯蝴蝶派发祥地。


南社是一个在提倡民族主义,鼓吹反清革命,研究文学的旗帜下聚拢到一起的文学团体。[1]在晚清时期,它的革命性是非常鲜明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满清政权的湮灭,中华民国的建立,南社内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内在因素是南社队伍的壮大,成员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不同,在加上个人的经历不同,追求的目标发生了变化,最终也影响了他们人生理想、思维方式的改变。我们说南社的聚义是名士的聚义,每一次的雅集选择的地点、聚义的产物“诗文”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名士风流。南社历史上曾先后举行过十八次雅集和四次临时雅集,[2]除第一次在苏州虎丘、第二次在杭州西湖外,其余各次均选择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上海,作为南社活动的重心之地上海,它的外容内包,多种异域思想文化的碰撞,各国政治交杂的扭结,不仅发展了上海的经济,也导致了上海文化的多样性。在上海这个大环境下,南社社员出现转型是很自然的。以南社三位发起人为代表的早期南社社员,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典型的名士代表。他们早年深受传统教育、科举考试的影响。虽然后来他们中间也有人出国留学,却与后来出国留学人员的目的不同,并没有完全接受异域文化,成为“五四式”学者或文学家,最终他们又回归到传统文化体系中来,还在营造他们梦想的诗酒人生。南社较年轻的社员,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社员,他们的文化根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幼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他们接受教育的模式和思想发生了有史以来不曾有的变化。留学的经历与教育思想的转变及社会政治的影响,促使他们从传统的士子群中走出来,当新的社会体制建立时,他们没有颓废之气,很快转入社会各个角色。这从南社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转型的变化。
南社举起民族主义大旗,是在晚清封建政权的压制下崛起的。那时的党锢之争刚刚松禁,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窠臼里,为自己的反满革命寻找历史的依据,这也是南社追忆遗民文化、抒发遗民情怀将政治依附于文学的别样表达,于是,大量的借古怀今的诗文蜂拥而起。从《南社启》就可以看出,南社的成立本来就明显带有追慕明末几社和复社的意图,其发起人柳亚子、高旭都多次提及“几复风流”:“鸡鸣风雨故人稀,几复风流事已非。”(柳亚子:《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几复风流三百载,竹林豪饮一千杯。”(高旭:《次韵和佩忍、无畏》) 所以在《南社丛刻》第一集到第五集中,到处可以寻觅到以抗拒异族、固守民族操节的历史名士。在生活中,他们去参谒先贤亡灵,收集、刊行其诗文,这一切都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文人式的抗争。在时间上,南社的雅集也多选择在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如朔望日、重九节、上巳等)。 “上巳之辰,古称佳日”,“兰亭流修禊之觞,华林驰校射之马”。[3] 追慕前贤之意不言自明。觞咏为乐、诗文酬唱是历次雅集上的主流活动。柳亚子在追忆时就不胜感慨地说:“宿酒未醒,加以新醉,文人雅集,如是而已。”[4]他们每次雅集的酒令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人色彩,尽管南社被看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但其不定期举行的雅集及雅集上的活动却表现出一种传统文人的名士风度。
引起南社政治骚动的是辛亥革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开了新纪元,在文学史上却撕裂了传统文学前进的历程,这种裂痕将政治的创伤推向巅峰,为五四新旧文学论争埋下了祸根。国民政府的建立,很多南社社员成为国家要员,如叶楚伧、于右任、雷铁厓等;继续革命者大有人在,如黄兴、宋教仁、姚雨平;从事教育者如胡寄尘、经亨颐、马君武、徐自华;部分南社社友因辛亥革命胜而无果,他们的政治热情由失望而迅速减退,潜伏在其内心深处的文人士大夫隐逸情结则迅速浮出水面,对政治的自我疏离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李叔同、苏曼殊的出家,给人留下了一个世纪的思考。而大部分社友,没有走“传统名士”隐逸山林,把酒人生的归隐之路,在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他们选择了新的职业,新的生活。在南社初创之际,报刊就已经成为他们革命、谋生方式的一种。民元后,他们之间互相提拔拽携,纷纷转向了报刊业,或者主办、编辑,或者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在推动报刊业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近代稿酬制度的完善,完成了文人诗酒人生到小说创作的转变。
南社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经“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在欧美国家的文化观念、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开始动摇,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转变。一直处于“自然状态” 中的国民被这种陡然的变化震懵,造成了人们记忆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被卷进单质同向的时间长河,与西方文化展开拉锯式的对话和交流。在这种对话、冲击过程中,西方话语在中国经历了一次次异化与同化的话语实践过程,才取得某种特定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异域文化的浸侵并没有加快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步伐,而是使其走向曲折复杂的道路,藉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抗争、对话、融合的过程。就南社而言,他们处于古今与中外之间的特殊境遇,在文学话语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就其成立初始的“唐宋”之争,即使后来不强加政治话语,也会在异域文化的包裹下出现分裂。也正是后起的南社社员,他们身临其境的异域感受,并强烈意识到文学改变不再只是传统内部的自我嬗变,而是要迎接外来语境的冲击与对话。正是在这一系列交锋对话中,很多南社社员转向小说创作,并在新社会环境下逐渐壮大,他们的小说创作远远超越了诗文在民初文坛的影响,并成为民初小说界的主力军,南社的翻译家、小说家用他们逐渐变化着的文学思想接受域外小说,并在其中碰撞出神奇的火花,使其创作获得后代作品难以企及的特殊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建构了另一个流派——鸳鸯蝴蝶派的繁荣。


论及南社与鸳鸯蝴蝶派的渊源,有学者认为“南社与鸳鸯蝴蝶派小说又发生了‘二圆相交’的关系,促成了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5]这是十分中肯的。这种相交是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人员、社会职业上的相交,在思想上、文学创作上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无法割裂二者的联系。
首先我们从社会这个因子介入。晚清的中国是一个封闭与开放互相倾轧的国度,在异域文化、政治的撞击下,一个新的都市诞生——上海。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从开埠到成长为一个充满“异族”色彩的、具有国际贸易性、封建性的都市的转变,它的发达程度在国内遥遥领先,并且很快辐射周边地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与心态。上海特有的租界文化促使上海市民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迎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上海的市民大部分是由“移民”构成,决定了他们充满个性色彩而少了内地市民所受的封建宗法的束缚。自由职业的选择、经济上的独立为其人格独立建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他们成为一个游离于封建王权之外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上独立发展的群体。所以,当科举制废除后,内地文人失去了由“仕”而“天下”人生理想道路,并没有在原地彷徨,而是移民上海这个新都市。上海不仅给文人士子提供了一个游离政治、人生意识形态的场地,促使了中国文人的分化。
早期的南社社员都是从封建文人转变而来的,他们受的是封建科举教育,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名士”阶层,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充满士子气。社会变了,他们肩负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使命没有改变,所以才有了他们借“雅集”抒革命政治情怀之举。而多次雅集选择上海,除了便利的地理环境,更多的是宽松的政治话语权和南社大部分社员的聚集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南社社员很快在上海这个开放的都市找到了自己驰骋人生的舞台。作报人,不仅为南社社员提供了新职业,也促使了他们向翻译家、小说家的转变,把他们塑造成20世纪初的第一代新型文人。民初的作家群中,如王钝根、许指严、朱鸳雏、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范烟桥、姚民哀、姚鹓雏、徐天啸、赵苕狂,陈蝶仙、叶楚伧、闻野鹤、刘铁冷、王西神、恽铁樵、贡少芹、苏曼殊、胡寄尘等,他们活动的空间大多在上海,从事的都是新兴的行业——报刊业,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创作成就不仅在南社占有一席之地,在鸳蝴派中也是中坚力量。
其次,我们从晚清民初文学传播的载体——报刊入手,民族国家的想像以及公共领域文化空间的开创,都与印刷媒体有关。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要迎合都市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口味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脱离 “学而优则仕” 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职业作家提供物质条件,使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这一职业得到确立。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依赖这种体制化的报刊杂志(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空间)和满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费需要而大行其道的。“报刊是文学社团流派推广其文学主张、扩大影响的重要工具。”[6]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炮制者也因此成为依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鸳鸯蝴蝶派自形成之日起,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据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统计,“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共有113种,大报附刊4种,小报45种” 。并且这些刊物的发行量自创刊后在逐步增加,“《礼拜六》的最高印数曾达到20000”,其中,《小说月报》、《礼拜六》影响最大,出版时间也最长。 [7]正是这些刊物的创刊,才为鸳鸯蝴蝶派的繁荣提供了一个物质载体,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空间,供作家进行小说翻译、模仿和创造。我们细阅这些期刊,不难发现,百分之九十是南社社员创办、主编的。如被公认的鸳鸯蝴蝶派大本营《小说月报》,其主编王蕴章、许指严、恽铁樵;鸳鸯蝴蝶派代表刊物《礼拜六》前100期的主编王钝根,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阵地的《民权素》是由刘铁冷、蒋箸超编辑。在1909—1923年南社活动其间,上海地区较有影响的报纸和文艺刊物如《民权报》戴季陶、汪洋等编辑、《小说时报》包天笑、陈景韩主办、《小说丛报》徐枕亚主编、《小说新报》贡少芹等先后任主编、《小说日报》主编徐枕亚、《小说大观》包天笑主编、《民国日报》叶楚伧主编、《小说季刊》徐枕亚主编、《游戏杂志》、《红杂志》严独鹤、施济群编辑、《香艳小品》胡寄尘编辑、《香艳杂志》王均卿编辑、《小说季报》徐枕亚主编、《七襄》姚鵷雏编辑、《白相朋友》胡寄尘编辑、《销魂语》戚放牛、奚燕子、汪野鹤等编辑、《小说画报》《扬子江小说报》胡石庵主编、《世界小报》姚民哀主编等全部由南社成员所掌握。这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社团在人数方面有多有少,也不一定有严密的组织,但都各具特色。它们大都有自己独立的刊物,成员之间也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8]报刊是南社革命方式的一种,同样,报刊,是鸳蝴派兴起之根。南社人编辑报刊,使之成为传播革命呼声的喉舌,使之成为发表小说的阵地,也造就了鸳鸯蝴蝶派。
再次,从创作的主题思想剖析。民国初始,政治问题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新国度带来的新气象。表现在婚姻上则是几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婚姻的习俗受到强烈的冲击。根深蒂固传统伦理道德,如阴霾久久不得散开,袁氏政府在复辟帝制的进程中打起提倡复古,表彰节烈的大旗,复古派的康有为甚至还发起了“孔教会”。人为的倒行逆施无法阻挡西方思想引领的“自由、解放、人性”新思潮的传播,随着风气渐开,青年男女逐渐走上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与突破。“就在这新旧婚姻制度交接的转折点上,演出了一幕幕爱情悲剧。这也是这一时期言情小说大行其时,而‘言情之中,尤以哀情最受社会欢迎’的客观原因。惟其受欢迎,作者不免竞相仿效,一时文坛上蝴蝶鸳鸯纷飞乱舞,以至真正的写情小说家反倒不愿其书‘以言情名也’。”[9]
一部《玉梨魂》引起洛阳纸贵,风靡文坛。其“爱情+革命”的故事给当时困惑中的男女带来了希望, “盖以前才子佳人,始离终合之小说,已发见事实上之反证,而认为不普通的偶然之事。于是乃有才子佳人终于不能团圆为一时之风气,盖悲剧也。悲剧易起人之同情,故此等作品,在青年企求家庭幸福时代,最为合适。”[10]不止徐枕亚,苏曼殊、包天笑、陈蝶仙等他们的写情小说无不充满断肠悲情,他们苦于礼教的束缚,极力的寻找挣脱礼教枷锁的良方,人们常常把他们定性为“发乎情,止乎礼。”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家批判的焦点,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局限性,在他们的小说中,不可能出现充满“现代意味”的“娜拉式的出走”为结局的场面。我们论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主题思想,不应该缺失现场。鸳鸯蝴蝶派作家要迎合市民的心理要求和存活于社会政治环境,就不能不正视现实。在新旧观念混杂的社会中,小说中所表现的自由情爱与封建伦常的矛盾只能作为一种艺术的叙述策略自然的流露出来。以“悲情、哀情、苦情、艳情、忏情、痴情、怨情、惨情、言情”等为主的情调和悲剧式的结局来掩盖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进而彰显了“礼教”、“名节”的古训在觉醒的群体中的空洞无力,借“言情之正”来消除市民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增强了情理对峙所形成的艺术张力。寻回时代造就的差距,就会发现,鸳蝴派的写情小说超越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或悲或喜的结局,将其转变为投入国家革命的叙事,拓展了自晚清写情小说的表现空间。当叶楚伧、姚雨平将小说拉到社会、政治的空间去探寻文人的历史使命,可谓开创了鸳蝴派的另一个创作主题。很多社会小说顺应了“反袁救国”的风潮,以激发国耻、宣传革命为统领进行创作。小说家痛揭社会疮疤,将其阴暗的角落里所纳污藏垢之处暴晒于民众眼底;刍议朝廷是非大事,将民族、民主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实际是南社民族主义、革命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在小市民阶层的思想宣化活动。

南社小说家经历了晚清民初社会变革与中西文化转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的思想既矛盾又偏激,在价值观与信仰的双重危机后,“回归传统”与“迎接现代”成为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文学观的砝码。而作为一种处于传统与现代交合过程中的文化现象,“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及其兴盛是与其滋生的土壤并存的,正如南社需要借助浓郁的遗民文化来催熟。从其历史渊源来看,鸳鸯蝴蝶派小说具有现代性的写情意识是对晚明“以情抗理”思潮的继承,是对搁浅三百余年“人学”的呼应。明中叶, 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预示着中国社会向近代化演进的契机。在思想界,以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平等观念。他们发难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欲求。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掀起了一股“以情抗理”浪漫主义潮流。在此影响下,明末文学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像《金瓶梅》、《肉蒲团》、《舞花吟》、《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等艳情作品,描写了一个“超现代”的世俗天地,虽然这些作品充满着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人物畸形的心态与扭曲的形象,却表现了市民群众对自然人性和原始欲望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向上的、前进的,是自封建制度建立以来最强烈的反抗呼声,在反封建主义征程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的是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折损在满清的铁骑下,“以情抗理”的文学思潮也逐渐被程朱理学所掩盖。如果说泰州学派首倡的“人文主义思潮”成为民族内部矛盾的牺牲品,而三百年后,它又在种族、民族、民主矛盾激化下获得重生。与此相应的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炸下是所引起晚清被动式的近代化反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技意识在封建政权压制下以失败退出后,政治革新意识相继占据了文化主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流传于知识分子群体,这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言情而不至于色情的内在原因,也与他们接受西方唯美、浪漫的精神气质有关。所以鸳蝴派小说问题不是五四新文化批判的“诲淫诲盗”,而在于宣扬娱乐、消闲并将其充分合法化。
早期的南社先贤试图通过追寻与体认“遗民文化”夺得政治话语权,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这种“遗民文化”失去了它赖以滋养的土壤,造成了与下层市民的心理结构、文化底蕴之间的落差,对他们的文化性格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它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市民意识的开放性与现代性作了历史的与民族心理的铺垫。在南社小说家群体性的开掘下,将小说主流带到“以情抗理”的历史“古道”,与明清言情文学、市民文学或通俗文学接轨,表现为一种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南社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的迷恋,影响并左右着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性追求,它在接受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同时,更多的从民族性生活中发掘其蕴含的现代性。不过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对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传统人文主义思潮进行现代性的“接续”,最终暴显的不是它的现代性而是囿于“礼教”的局限性,虽然它在“以情抗理”的接续上有着新的发展,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市民心理热点与审美情趣,从多种视觉去发现旧道德、旧价值的不合理性,试图以自己的经验去逾越道德的障碍。可他们过多的强调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忽略了无形中与西方文化拉开的距离,暂时的能够拥有一个广阔的存在空间,但却经不住时代的推敲,最终这个广袤的场地逐渐被“五四文学”蚕食,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五四”文学是在鸳鸯蝴蝶派的包围中崛起的,崛起后就将鸳鸯蝴蝶派列入批判的首要对象。在双方对垒中,鸳鸯蝴蝶派唯一受市民欢迎的是它“反对”背离传统的社会准则的东西, 他们队伍中不乏提倡西方思想的人,曾在翻译小说界产生巨大影响,但并没有坚持下去,最终还是返回了传统白话小说中‘补天式反抗的’的传统,坚持始终如一的攻击滥用权势者,同情受害者的书写。在鸳鸯蝴蝶派眼中,不管‘五四’文学的领导者们具有多么强烈的爱国主义,他们都是靠‘五四’文学的领导地位来贩卖西方主义,是离经叛道的逆流。鸳鸯蝴蝶派在新文学的抨击声中一直支撑到新中国的成立,对其批判的呼声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的中国仍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时代,文学还需进一步的担负起其改造人生的严肃的历史使命,所以鸳蝴派的被否定、批判是必然的事情,但是现代性内部的这种差异和张力却会一直存在,并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11] 鸳鸯蝴蝶派在“情”与“理”的对峙中所形成的艺术张力接近了现代性艺术审美所需的矛盾原则。它没有彻底的与传统思想决裂,左右了它自身所具有的自然性最终让步与社会性,它在旧思想的阴影下犹豫、徘徊,缺乏走进新时代的勇气,限定了它所能达到的人性尺度。在走向现代化人性的道路上,体现了以自然性为内核的新型观念与传统的社会性之间某种暂时的妥协。反映了那一代青年既重负传统又受西风熏陶的复杂的两难心理。
人们研究南学,能够公正的去对待南学中的价值取向,没有因为他们是末世“名士”,流淌着传统的思想甚至还有封建余孽的残留而一棒打到。作为与南社有亲密“血缘、地缘”关系的鸳鸯蝴蝶派,多半个世纪来一直在众声谴责中流传,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转机,客观的说,我们应该给予鸳鸯蝴蝶派一个公允的、正确的评价。“正是那个新旧时代在开始纠缠交替的心态先声。感伤、忧郁、消沉、哀痛的故事却使人更钟情更怀春,更以个人的体验去咀嚼人生、生活和爱情。它成了指向下一代五四知识群特征的前兆”。 [12]也可以说,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的鸳鸯蝴蝶派,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延续着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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