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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2011-08-07 00:01:27|  分类: 残碑断锷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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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欣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群体,以及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我们了解唐宋时期城市社会的重要内容。

对中国市民阶层何时形成虽有不同说法,但都不大明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普遍兴起。唐宋时期应该是市民阶层的萌芽和形成时期。[1]唐宋时期的城市社会的变化,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形成如欧洲中世纪时的独立的市民阶层,作为王权和封建势力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壮大。这里所说的唐宋城市市民,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一般居民,在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普通居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有了自己的社团组织,有了更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文化娱乐、生活消费取向呈现世俗化的趋势;官府城市管理政策和措施中关注民生的部分逐渐增加;一般民众层面上的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增强;城市的公共保障事务市民阶层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增强。在上述意义上的市民逐渐成长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同时,“市民”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谓,也就在这时出现。

 

一、城市普通居民称谓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很长时间没有明确固定的统一称呼,至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城乡居民在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也没有明确的人口城乡区分管理制度;二是城市居民的成分比较复杂,流动性和变异性比较大。

最早我们看到,城市居民被统称为无差别的“民”,如《史记》中记载战国都城临淄,有七万户居民,“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2]。“民”显然是一种泛称。

“市人”这种称谓,早就出现在各种史籍中,并且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明清仍在沿用。在正史中,《春秋左传》已经有了“市人”的记载[3],往往是称呼在官府划定的市场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居民,并不是对全体城市居民的统称。“市”往往与“城”相伴随,西汉长安城的布局,“市”虽然没有进入城区的中心地带,但已经成为城市布局和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先秦时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对“城”与“郭”的功能有明确的表述。但由于早期城市的“郭”大都依据山川形势而成为自然屏障,并不一定建有城墙。如《逸周书?作雒解》描述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湊”[4]。可知郭城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区划,是为了辐辏天下万民的[5],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成分复杂,变化也很大。城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郭城的变化上,与城市有关的“市”主要是设在郭城的,如春秋时期郑国国都新郑的郭城,就设有手工业作坊和市区。随着手工业和商业人口日益向大城市尤其是都城集中,郭城的居民结构也发生变化。《三辅黄图》引《庙记》记述西汉长安的市:“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6]按照王仲殊所绘《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7],东市西市集中设在城内靠近横门的西北隅。因此,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城”中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将等,包括附属于他们的人口,而在市区从事工商业的人,被称为“市人”。这种用法延续到唐朝就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市民”的称谓。

隋唐以前暂时没有发现有“市民”称谓的记载。据载,唐代宗永泰元年(765), 正史上第一次出现“市民”的称呼,《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载:“(代宗永泰元年)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8]这里的“市民”显然是包括市区和坊区的工商业户和一般居民。

在“市民”称谓逐渐普及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对城市居民的统称出现多样化的情况,用“士女”、“士民”、“士庶”等称呼城市居民,最初应该也并非对城市居民的专称,只是强调其广泛性,但总的趋势是这几种称谓混杂使用的现象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对城市居民的称呼。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曾发布诏文[9],内容是在军费匮乏的情况下,如何额外搜刮城市居民,文中同时出现有“士民”、“士庶”、“市民”的称呼,而且明显都是对城市居民的称呼。

此后,“市民”的用法越来越普遍,不过“市人”的称呼仍然频繁使用,但一般是指在市区从事工商业者,而“市民”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谓。[10]

这种称谓的变化,是城市社会发生变化的反映,是从士人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的具有标志性的转变。

唐朝在使用“市人”和“市民”时,还是有区别的,使用“市人”往往是专指在市场经营的工商业者,使用“市民”时,则往往是泛指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城市居民。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市民与商贾还是有区别的,“市民”显然比单纯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群体更具有广泛性。

还有一种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坊望逐渐与地望、郡望并用,成为城市社会中士人家世、出身的标志性称呼。毛汉光先生提出的士族中央化趋势[11],对我们研究城市社会转型有很重要的启发。我们在考察城市居民认定来源标志的形式称谓上也有同步中央化的迹象,其表现是从郡望籍贯转而更重视城居环境和背景了。唐朝人将郡望籍贯作为对某人的称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张(九龄)曲江、韩(愈)昌黎、孟(浩然)襄阳、柳(宗元)河东等,应该是士族门阀占统治地位时期对郡望和籍贯的尊崇的余绪。但在唐中叶以后,我们也注意到坊望成为城居背景的趋势,正所谓“元和后,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显”[12]。用所居住的城内坊区名作为识别人物的标志性称谓,逐渐成为时尚,如“安邑李吉甫”、“靖安李宗闵”、“驿坊韦澳”[13]、“乐和李景让”[14]、“靖恭、修行二杨”[15]、“靖恭杨家”[16]、“修行杨家”[17]、“ 靖恭诸杨”[18]。其中,安邑、靖安、靖恭、修行都是长安的坊名,乐和是洛阳的坊名,而所涉及到的人物,大多也是当时的名人。李吉甫,德宗贞元时入仕,宪宗朝宰相;李宗闵,宪宗元和时入仕,文宗朝宰相;韦澳,宣宗朝官至京兆尹;李景让,宣宗朝官至吏部尚书、御史大夫;靖恭诸杨,是指杨汝士、杨虞卿等“两世公卿”;修行杨家则指杨收,宣宗朝官至宰相,子弟多人官居台省丞郎。《南部新书》“己”云:“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皆仿此。”《唐国史补》卷中云:“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坊望”具有“爵邑”的地位,似仅见于两京,有些坊也因为有某个著名的人物居住而闻名。在某种情况下,对城居背景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地望。士族中央化的过程,也是士族认同城居背景的过程,是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如前揭《旧唐书·郭子仪传》出现“市民”的称谓确实是当时城市居民泛称,则应该反映了唐中叶以后“市民”称谓正逐渐普及。如果这种称谓相对固定化,表明当时的城市主流社会对城居背景的认同,也说明从事工商业的人户和普通居民逐渐成为城市的主体人群。

 
二、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

中国古代城市社会居民的构成是多元性、复合性的。这种多元和复合的来源和构成也是有变化的。随着这种变化,城市居民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但仍然保持了其所具有的复合性和多元性的特质,但城市社会的重心逐渐发生了改变。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居民主体变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人口结构上的变化看,二是从社会生活和城市社会建设的重心看[1]。

古代城市社会居民构成比较复杂,尤以都城社会为甚。从身份和社会阶层看,有皇室、贵族、官僚、平民、奴婢等;从职业角度看,有工匠、商人、军队、艺人、外来雇佣劳动者、僧道等宗教人士等;从户籍管理角度看,有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等。

前文所述战国都城临淄,有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由于人口多,城内道路拥挤,“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2],展现了城市人口构成具有的多样性。

秦汉时期,都城以宫殿区为中心,外郭城的形制和管理都不甚规范,以致在学术界也产生很多不同看法。可以说,在魏晋隋及唐前期,城市社会的主流是士人,虽然也有工商杂类等人口围绕在宫殿区的中心城区周围,甚至进入中心城区的边隅,但城市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都围绕着士人的情趣、喜好、风尚开展。即便是统治者开国之初,或为充实京师或为削弱地方势力而从各地强行迁徙各地豪强和工商业者人口,并没有进入中心城区,而往往是安排在郭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里坊制逐渐成型,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外郭城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区域,成为众多的外来人口和各种成分的普通居民的居住区,正所谓“人杂五方”[3]。从北魏洛阳城郭城中里的名称也可以显示出人口身份与职业的构成及分布的多样化,如通商、达货二里,居民主要是各种手工业者、屠夫和商贩;调音、乐律二里,居民以艺人为多;退酤、冶觞二里,是从事酿酒业者集中居住区;慈孝、奉终二里,居民主要从事丧葬业;准财、金肆二里,是富人聚居区;王子坊(里),是皇亲贵族聚居区;还有专为安置“南来投化者”[4]的吴人坊。

虽然按照规划,北魏洛阳郭城有二百二十里坊,但我们没有见到完整的记载,里坊和郭城中建筑物的方位大都以内城城门加御道的方式标注,如“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东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晖文里”[5]。洛阳二百二十里坊中,见于记载的很少。《洛阳伽蓝记》中共记载四十三个,其中城内有永康里(有贵戚有领军将军元义宅)、衣冠里(周围都是官署)、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延年里(刘腾[6]宅及官署)、义井里(周围都是权贵住宅)、步广里、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临太北仓导官二署)、永和里(原董卓宅,北魏时高官权贵聚居于此)等里坊。而且官署、寺院、官邸、民宅混杂,行政区、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划并不规范。说明郭城的规划并没有完全实现。街道的规划和郭城的管理也不完善,城市社会建设的重心仍然在内城及内城周边区域。主要的商业区(大市、小市)和居民区都设在外郭城,从文献记载看,外郭城规模并不逊于唐长安的外郭城,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划和管理,其遗址也没有考古发掘证实。如,著名的永宁寺和景乐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很多世俗活动的重要场所,永宁寺的位置是在内城的中心,“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7]。 景乐寺位于“阊阖南,御道东。西望永宁寺正相当”[8]。可以推知,城市管理和社会重心仍然都是在内城。

隋唐时期,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以都城为中心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空间布局上,在城市规划以及社会管理方面,外郭城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中心和重心。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因素对加速城市人口结构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确立了中央主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和铨选制,造成“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9],大量士人向京城集中的流动;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村人口和工商业服务业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集中和流动。因此,大中城市的人口结构逐渐突破官府的户籍控制和管理体系,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加快了城市人口流动的频率。《长安志》在谈到长安官府户籍人口时,不得不承认当时城中“浮寄流寓不可胜计”[10]。大量的外来人口中,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和从事工商业服务业的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也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工匠、兵士和执役人员,很多人选择了役满后滞留京城。他们大部分人是属于社会中下层,主要集中在外郭城区的坊市中和便于进城从业的城郊区。

学者对长安人口数量做过种种分析和估计,从40万到180万不等。据严耕望先生推测,唐长安城应有一百八十万左右的人口,可分为几类:1、宫廷人口约3,5000人;中央政府官吏员额约6,5000人;京师禁卫军约200,000人;官吏军将之眷属与仆隶500,000人以上;寺观人口约130,000人;外人侨寓者约20000—30000人;一般市民约800,000人(官僚富商不在其列);流动人口约50,000以上。虽然严先生对流动人口的估计严重不足,但即便以严先生的推估分类,除宫廷人口和部分禁卫军将居住驻守在宫城和皇城内,中央政府官吏大部分在皇城和宫城内办公,其余一百多万人口都居住在外郭城。他们的社会活动也主要是在外郭城展开。[11]恰恰是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推动着城市社会结构变化,是促使城市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

妹尾达彦教授在《长安の都市计画》[①]一书中提出的“从宇宙之都到生活之都”概念。其实,不仅是城市规划布局从理想到世俗发生的转变,也是城市社会重心从达官贵人向普通市民倾斜的转变。

从城市社会建设看,更多的依靠市民力量是一个大趋势。诸如重大节庆活动,宗教活动,公益活动(祈雨、赈灾、济贫、扶困等),防水防火防盗,城市基本建设,文化娱乐活动等。在这些建设中,官方色彩逐渐淡化。

这些活动的举办有几种方式:官方组织承办,官方主导、动员和鼓励民间社会参与和辅助,官方提倡、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和承办,民间社会力量组织和承办、得到官方认可,民间组织和承办、得到官方默许或放任,民间组织和承办、受到官方限制或压制。城市社会公益活动更多地发动和依靠坊市豪家参与。重大的官方庆典,如隋朝的正月大朝会;重要的节庆娱乐活动,官方组织、民间积极并主动积极参与的活动,如唐朝正月十五的灯节、庆祝新科进士及第的曲江会、宋朝端午节金鱼池龙舟竞标大会;官方组织和主导的活动,如唐朝多次举行的天旱祈雨、迎佛骨;民间组织、官方认可或鼓励的活动,如唐朝的士女大和会,两市“广较胜负”的声乐竞赛。

唐朝中后期,随着城市发展重心向外郭城区的倾斜,随着普通居民和外来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士人与普通市民在城市生活方面的取向逐渐交汇。

城市建设、发展与管理的重心是外郭城的坊市区,坊市区的居民不仅在城市人口中的数量和比例在城市总人口中已经占了绝对优势,而且也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城市社会的各种大型活动,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他们展开。有些属于官方政治性活动,有些属于官方组织或倡导的文化娱乐性活动,有些属于官方认可、民间筹办的文化娱乐及商业活动。

如: 隋炀帝为炫耀国威而每年举办正月大朝会,《隋书?音乐志下》对此有形象生动的描述: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

再如,唐朝的上元灯节,据《大唐新语》卷八记载: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

上述的正月朝会和上元灯节,都属于官方主持和组织的大型活动。

对这些大型活动的生动描述,我们看到有两个趋势:一是这些活动突破封闭的空间,选择了开放式的方式,活动的区域大都在外郭城的街道或打通坊市、甚至打通外郭城和皇城,在大的空间区域举行;二是这些活动是面向广大普通民众的,参与者(包括表演者、围观者和出资者)具有广泛性。那些官方组织或倡导的文化娱乐性活动,或官方认可、民间筹办的文化娱乐及商业活动,其开放性和广泛性更毋庸置言。

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的一些活动,或是为了“亲民”,或是为了加强活动和仪式的效果和影响,也往往选择能与市民呼应的场所。跨内外城的城楼包括兴庆宫的勤政楼和花萼楼,都是被皇帝选择举办文化娱乐活动时登临的地点。玄宗曾选择在勤政楼举行献俘仪式,如天宝十三载(754),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俘于勤政楼,斩之于朱雀街”[②]。玄宗还经常在花萼楼下举办百戏演出。因此,这些活动主要面对的是城市民众,而非达官显贵。开元十七年(729)八月,癸亥,玄宗诞日宴百僚于花蕚楼下,张祜《千秋乐》诗云:“八月平时花蕚楼,万方同乐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③]这里的“倾城人”都可以观赏花萼楼下的长竿表演,是与花萼楼的地理位置有关。勤政楼,全名勤政务本楼;花萼楼,全名花萼相辉楼,它们都位于兴庆宫[④]南墙偏西,南附大道,可观览街市。玄宗将艺术表演安排在花萼楼下,是为“与民同乐”。这里的“民”,主要是普通城市居民。玄宗时还在曲江池造紫云楼于江边,“至期,上率宫嫔,垂帘观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携妾妓以往,倡优、缁黄无不毕集。先期设幕江边,是以商贩皆以奇货丽物陈列,豪客、园户争以名花布道。进士乘马,盛服鲜制,子弟仆从随后,率务华侈”。[⑤]

我们从史书记载中看到唐朝官方举行或组织的很多重要活动,如献俘、行刑、迎佛骨、正月灯会、祈雨等,经常选择以外郭城区为主的区域。皇帝因不便下到街坊与民同悲喜,经常会选择内外城交界的城门楼上主持或观览。在唐中后期,更为明显。如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登临安福门主持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进京仪式,甚至从门楼走到更贴近民众的寺院[⑥]。

统治者举办这些活动和仪式的目的,不论是欢庆、娱乐、祈福、避灾、宣示、警诫,都是尽可能的动员、吸引民众的关注和参与,可以说,城市发展和建设逐渐向普通市民倾斜。

唐朝,这类大型的活动,民间参与的程度明显增强,官府往往也鼓励和指定民间参与并做出相应贡献。如,唐德宗贞元中,遇天旱,诏两市祈雨,市人采用“斗声乐”的常用方式广泛参与,主角显然应该是响应号召的市民阶层了[⑦]。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春,曾在佛诞日(夏历四月八日)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到长安入慈恩寺,护送队伍用金银珠宝珊瑚玛瑙做成宝帐宝刹幡幢不可悉数,万队幡伞,皇帝亲自顶礼,寺院僧众供奉;城内道旁垒土为香刹高者一二丈,有万数之多,商家豪门相率做无遮斋,结彩为楼阁、台殿,或以水银为池、金玉为树,广设佛像[⑧]。民间参与的热情高涨,“坊市豪家”也在这类活动中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实力。

     宋朝,市民成为政府给予更多信任并成为可以依靠的力量。南宋,辛弃疾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遇江南大饥,于是在通衢贴榜宣布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干实者,由政府出钱,由举出的能人负责运粮,结果,一个月内运粮船“连樯而至”[⑨],“饥民赖以活命”。虽然通告提到官吏、儒生,但真正“干实者”,主要应该还是商贾和市民。[⑩]

从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士人社会向普通居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过渡,是唐宋城市社会最重要的变化。市民阶层的涵盖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商人、城市居民的中下阶层,并且逐渐将仍然占居社会主流的士人和官僚阶层的中下层人士[11]吸纳进来,这些主流社会的人士,在城市变化的进程中,与普通居民有了更多的重叠和交叉点。在精神文化、日常娱乐、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融汇。城市社会建设和发展重心的倾斜,还表现在诸如文人社会与世俗社会的交汇、坊市豪族的崛起、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市民为争取话语权的种种努力、社会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等[12],如何认识这种倾斜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视角[13],但仍然是我们今后需要更深入探讨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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