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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斯托雷平如何造就了列宁  

2012-05-14 22:51:31|  分类: 觥杯交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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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专制权力交替以“改革”和“反改革”的方式倚强凌弱、维护特权利益。当局“改革”时民间有“反改革”情绪,而当局“反改革”时民间却有改革情绪。


  显然,在“转型正义”问题上把自由与公正对立起来是危险的。把自由与民主对立起来也是如此。上文述及,杨震与吕新雨先生都对俄国当时的民主啧有烦言。尤其是杨震,对民主(必须指出他讲的不是左派所谓的“大民主”或以福利国家为特征的“社会民主”,而就是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侵蚀掉了改革所必须的政治权威”很有情绪,对斯托雷平的铁腕极为欣赏。但实际上,如果说在“要否分家”的问题上自由与公正是一回事,那么在“如何分家”的问题上民主与公正也互为表里。


  因为怎样的“分家”算是公正,确实很难说有个绝对客观的标准。就当时的俄国而言,平心而论,要贵族们无条件放弃割地也不切实际,因为不仅“分家”中他们应该有一份,而且如要避免“革命”,这一份比农民大一点也在所难免,但不能太离谱,更不能太霸道。套用列宁的用语:无论把市场经济的独立田庄建立在“特鲁别茨科伊老爷们”的废墟上还是建立在“破产了的村社农民”废墟上都是不合理的。立宪民主党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方案只是个讨价还价的基础,无论与农民还是与权贵都还是可以谈判的。


  但权贵一意孤行当然不行。从常识来讲,“分家”过程不同于分家之后的私产,在“群己权界”中如果说分家后的私产属于“己”域,不能由“公意”来支配,那么这分家过程则属于公共事务,应当遵循“群域要民主”的规则。为什么国王征税会招致抗议,而实行宪政民主后国会征税更多,人们还愿意交?因为“无代表,不纳税”,民主赋予了赋税以道义合法性。同样,为什么“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招致非议,而民主转型国家出售国有资产可能更便宜,人们也认可?也是因为宪政民主赋予了“分家”以公正性。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俄国两个官方改革家,沙皇委派的前后任首相:宪政改革派维特和“铁腕改革派”斯托雷平就有很大不同。他们两人其实都希望在维护权贵利益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具体的“分家”方案也差不多。而且维特主张分家还比斯托雷平更早,所以在杨震先生这篇几乎骂遍了所有俄国人的大作中,维特大概是唯一与“孤独改革英雄”斯托雷平同受追捧的“好人”。


  但杨震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的是,恰恰正是维特极为反感斯托雷平的做法,并且维特也是“不公正的改革引发反改革的革命”这种见解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当时维特认为村社问题已经等了几十年都未解决,不妨再等几个月,争取与杜马谈判达成妥协。他反对“从政治-警察的角度出发仓促轻率地实行农业改革,但又不解决农民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在他因不肯镇压而被沙皇罢黜、并被斯托雷平替换后,仍然坚持初衷,认为经济改革应该与政治改革并行,分家进程应该与宪政及代议制的进程同步。他主张在“分家”的同时要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即“像所有文明国家中通行的那些文明的权利”。他谴责斯托雷平“在实行强制私有制的同时并未给农民以我们享有的全部公民权”,导致这些“无权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被掠夺,“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维特预言这场“注入了浓厚警察色彩”的改革“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维特于1915年去世,仅仅不到两年后,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作为贵族改革家的维特所欣赏的具体分家方案其实与斯托雷平并无大异,区别在于他认为这种事必须与人协商,不能一意孤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团与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的“分家”方案其实是不同的,但为什么他们能合作?不是因为后者“盲从激进大潮”,而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这种问题是必须大家商量的,不能由统治者私相授受。在当时的俄国,如果说民粹派与“分家派”(政府与反对派主流,包括劳动团、自由派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要分家)仍有“是否分家”之争,那么政府与反对派主流之间就是“如何分家之争”。而维特与斯托雷平的矛盾甚至不在于具体的分家方案,而在于面对“如何分家之争”时要不要与人协商,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斯托雷平不同的是维特愿意与反对派商谈。他虽然也反对收回“割地”,但对赎回割地的建议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表示愿意就此问题继续与杜马中的反对派讨价还价。斯托雷平则认为根本不能允许杜马讨论这种问题,一定要讨论,就干脆解散杜马,进行镇压。


  结果是:拒绝宪政导致不公正的分家得以一意孤行,尽管这降低了吕新雨先生所说的“国家交易成本”,创造了杨震先生欣赏的经济增长,但却破坏了改革的道义合法性,把多数俄国人从“公平分家派”逼成了反对分家派,最终“反改革的革命”爆发,无论“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都化为泡影——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说改革引发农民不满,当然不是说不改革农民就满意。正如我前面所说,当时专制权力在交替以“改革”和“反改革”的方式倚强凌弱、维护特权利益,由此形成的“尺蠖效应”就导致了民间的“反尺蠖”情绪。即当局“改革”时民间有“反改革”情绪,而当局“反改革”时民间却有改革情绪。说到底,如果只讲“改革”与“反改革”而不讲如何改革,你就根本无法解释官民之间何以如此互动。正如只讲“是否分家”而不讲“如何分家”,你就根本闹不清一个宗法式大家庭在末期会发生怎样的矛盾。


  杨吕两位一右一左,都是犯了这种糊涂。糊涂起来就不看事实。杨震先生以权贵利益划线,把维特与斯托雷平划为两个好人,沙皇算是动摇的,而其余都是反对分家的坏人,而且是“改革尚未实施”就已经反对。但事实恰好相反:维特是反对斯托雷平的,而多数俄国人本来并不反对分家。前已述及,在1905年以前,要求“分家”事实上是民间的呼声,无论农民群众,还是自由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者,对村社这种“畜群式管理”都是不满的。而独立田庄这种后来被斯托雷平强制推行政策搞得声名狼藉的“反村社”农业模式,本来也并非政府提倡、而是农民中自发出现、并曾受到政府打压的。再往前追溯,当年若不是农奴不断逃亡,“主人”难以管理,怎么会有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统治者私心自用,使改革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反而导致“反改革”的农村骚动,以“复古”为诉求的民粹主义也正是因此成了气候。然而到了1880年代,统治者自己充当“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出来“反改革”了,民粹主义反而日渐衰落,除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手对民粹派的批判确实比较成功外,统治者的“警察民粹主义”糟蹋了民粹主义的声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斯托雷平时代民粹主义再度崛起,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是由于同样的机制。本来与杨震的说法相反,斯托雷平上台前俄国社会的民粹情绪相对而言并不强。就以劳动团议案来说,如前所述它既反“地主”又未提“村社”,面目并不是很清晰。杨震咬定它“反对分家”,是农民“保守、反改革”的体现。但列宁却极言它实际上是要通过“美国式道路”实现公平分家,自由主义者也正是因此同情它。应当说,劳动团当初可能确实两种倾向都存在,而且都不难理解:农民不喜欢当局的“反改革”,他们要自由,倾向于分家;但农民讨厌1861年式的改革,反对不公平的分家。在1905年,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今天的研究者大都把劳动团视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或“民粹派自由主义者”,其立场虽不一致并且有摇摆,总的来说是介乎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由于第一、二届杜马选举相对而言比“斯托雷平杜马”真实得多,而劳动团基本上就是农民代表议员团,所以其倾向基本能反映俄国农民的一般倾向。同时劳动团与立宪民主党立场虽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说关系较好,自由主义因此也成为这时杜马的主要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俄国民意的主要倾向。甚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也几乎全是“分家派”,列宁的“土地国有化”在他们中曾引起广泛反对(即便在列宁自己一派的布尔什维克中也是如此),而如前所述,列宁也是以把“国有化”解释为公平分家、公平地取消公社、公平地推广独立田庄、而不是解释为提倡集体主义,来说服他们的。


  然而到十年后,情况已经完全今非昔比。斯托雷平的做法使农民普遍一面倒地支持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这从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到。而劳动团已经不再被提及。自由主义的中、右派,即对斯托雷平改革同情或者不那么反对的十月党和进步党已经毫无影响,只有自由主义左派或曰自由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即被杨震诬为“为公正丢弃了自由”的“多数自由主义者”还保留一些影响力,但与1905年时他们“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状况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杨震先生居然还批评他们讲公正!不是说立宪民主党就没有不妥(他们没能与温和的维特政府达成妥协令人遗憾),但总体上讲,铁的事实不是他们“为公正丢弃自由”,而恰恰是立宪民主党由于还讲点公正(反对斯托雷平)而保有了一定的公信力,使他们还能成为抗拒民粹大潮坚持自由的最后力量(尽管时势至此也于事无补)。而那些不讲公正、依附权贵的“自由派”早就被社会抛弃了。至于那些反对公正,却把“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成“自由”的人,本来就是败坏“自由”声誉的罪责者,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他们与民粹主义煽动家在毁灭自由、使俄国陷入“通往奴役之路”的过程中是合作者,正如在如今这场关于俄国史的辩论中杨震吕新雨两位先生实际是在唱双簧一样。


  真正“丢弃自由”的是列宁。用我的话讲,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在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开始放弃民粹主义、接受西欧社民党理念的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转向民粹主义乃至“超民粹主义”。1917年二月革命并非列宁所预料,更非其发动,但他革命后一回国就发现“激进大潮”可用,为此提出“四月提纲”,又来了个理论上的大变脸。他不再讲“美国式道路”与公正分家,而“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提出了民粹主义的土地-农业主张,并且反过来称民粹派“背叛了他们自己的纲领”。多年后季诺维也夫曾得意地说:当年民粹派指责我们的那些罪名(太“自由化”),现在被我们用来骂他们了——季氏没说出的潜台词是:当年我们骂他们想搞“人民专制”等等,现在正是我们在搞。季诺维也夫把这称之为“奇特的历史化装舞会”——跳了一阵子后大家一拉下面具,原来“你”是我而“我”是你。当然实际上我比“你”还你:列宁的理念至此已经变成了“超民粹主义”。


  总之,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善于利用形势的列宁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既非“必然”,也不是他有什么神通能创造奇迹,而就是他能不拘泥于一切“原则”、最大程度地利用杨震所说的“激进大潮”所致。而这“激进大潮”虽有民粹主义传统为土壤,直接激起这一波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自由民主派没有“盲从激进大潮”,他们只是无力抗拒,而列宁又岂止“盲从”,他是主动地抢“潮头”。但这个大潮也并非他所能掀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托雷平造就了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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