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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克强经济学  

2013-10-30 21:54:39|  分类: 夜壶怪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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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宏、周振
  共生经济学[1],把在现代工业文明后发国家(新兴国民经济体或新兴社会经济体)的经济行为描述为七色光谱,其构成和功能是:最为根本的经济学光谱,是家庭经济学和个体经济学;最耀眼的经济学光谱,是领袖经济学;最突出的经济学光谱,是集团经济学;最为常态的经济学光谱,是市场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最终具有兼容性的经济学光谱,是社会经济学。
  克强经济学,无疑属于领袖经济学范畴。所以,要论述克强经济学,先要了解一下领袖经济学。
  什么是领袖经济学?
  所谓领袖经济学指的是由领袖为主出台的系列经济政策的学问。“领袖经济学”有两种基本形态:
  一是集中学习实践型,一是危机应对处理型。比如彼得大帝经济学——最大成果是圣彼得堡为中心造船、手工业、军工业的发展;林肯经济学——最大成果实施“宅地法”带来的“牧歌式西进运动”;俾斯麦-希特勒经济学——德意志军事工业;明治-伊滕博文经济学——军事工业;慈禧-袁世凯经济学——“天津工业经济”;列宁-斯大林经济学——“战时经济”、军工体、重工业、集体农庄;罗斯福经济学——“新经济政策”;毛泽东-陈云经济学——“合作社”、“统购统销”、“国防科工”、“大跃进”;里根经济学——政府高利率举债扶持“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军工企业)成长;胡耀邦-邓小平-朱镕基经济学——结束“人民公社”还原家庭经济单位、突出效率的“深圳特区”、突出城市化的“浦东新区”或“上海模式”、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普京-查韦斯经济学——“化石能源”推动分配公平。
  领袖经济学的共同特点,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榜样刺激型经济”,其优势是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其短板是“一刀切”和引发“趋之若鹜”一窝风,掩盖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实际上的不公平、不正义,以及抹杀“个体创新”和“组织均衡”,从而抑制公民自组织力与社会自组织力,留下社会隐患。
  在本书创作期间,又有全球有三大耀眼的领袖经济学,一是以中国总理李克强为代表的克强经济学,二是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三是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默克尔经济学。这里集中论述一下“克强经济学”。
  什么是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一新词由成立于1997年的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2],以此指代李克强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据称,李克强经济学代表着用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巴克莱预计,李克强政府的政策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以换取“调结构、转职能”后的长足稳健发展。
  与李克强经济学相关联的还有一个克强指数广为人们称道。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源于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该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自推出后,受到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这三项指标,我们也将归并纳入“GDE能产123价值指数”范畴统一规范。
  其实,单是上述“硬着陆”和“克强指数”两大特征,还不足以建构起“李克强经济学”。
  从李克强上任伊始,就意识到“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以及他多次表达“壮士断腕”的决心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克强”,即:克服、克制强势政府及政府性企业的无限事权和垄断操纵,加上对政府自身的克己克勤克俭。这样就把他在上任伊始答记者问时表达的治国理念和政府目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了。所以,应当去掉“李”字,直接叫“克强经济学”(koqiangnomics)比较贴切。
  克强经济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反过去至现行的单纯经济思维,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自然包含和超越了经济与政治、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环境谁先后等两难选择的所谓渐进式改革所必然产生的“萧何定律”问题)。这样,克强经济学,就自然而然地与共生经济学有着天然的契合意义,注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时代弄潮儿。
  1、克强经济学的路径选择
  结构均衡、职能明朗是共生法则在人类经济行为的集中体现。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改革走到今天,每走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碰到的问题千头万绪,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的期待各种各样。如何取得新突破?李克强指出,新一届政府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且要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推出了诸多重大改革举措,以转变职能作为新一届政府改革开局的关键,力图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
  (1)把顶层设计建立在尊重基层和群众的创新基础上
  顶层设计要找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扎根于基层和与民间创新。谁都知道,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源于收入分配体制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这里既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和过去三十年对能源、资源、环境、身心灵健康透支的瓶颈制约。抓住破解这种制约的改革突破口,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发挥社会和公民自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是改革和顶层设计的方向。李克强认为,改革可以通过先行先试的方法,探索扫雷、排除荆棘,及时建立调整和纠错的机制。这也是中国从搞陕甘边区到建深圳特区的成功历史经验。李克强鼓励11 个试验区做好顶层设计,做改革的先遣队、侦察兵,在法律框架内发挥灵活度。
  同时,顶层设计改革,要充分尊重基层和民间(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区域广阔,国情非常复杂,仅有顶层设计远远不够,还需要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尊重民间和基层的首创精神。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尽管都作了顶层设计, 但需要地方和民间创新才能落到实处。
  (2)克勤克俭尊重法治,按经济规律办事
  李克强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理念,认为只有依法管理经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才有前途。还在李克强当选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代表新一届政府庄严承诺:“我们将忠实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为此,国务院新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表明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文明执法。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李克强深刻认识到,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6月银行闹“钱荒”,有人希望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银根“救市”,但是央行并没有施以援手,拒不“放水”,打破了市场关于央行“放水”的惯性期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推出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推动民间资本进入等八项金融新政。这正是李克强按照经济规律,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包括所谓影子银行)供应量增速较高,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引导, “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力保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当经济出现暂时的下滑时,不是人为地出台刺激措施,而是采取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的方法,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增长。
  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为最大程度减轻改革阻力,必须在搞活存量的基础上,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这样,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同时,克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将环境保护与之对立起来(就象把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这一单纯经济学思维造成的两难选择。
  2、克强经济学之改革目标
  底线思维,是克强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李克强反复强调,要以民之所望为改革所向,通过改革让百姓受益,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上任之初,李克强就告诫说,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他希望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坚守网底不破,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张网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
  在这种底线思维的指导下,释放改革红利,成为政府行为必然选择。但是,如何触动比灵魂还难触动的利益,却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智慧。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离实现现代化目标越近,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就越多,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就业创业、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分配不公、社会公平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难题,要靠体制改革来解决,这必然会触及固有利益调整,矛盾多挑战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义无反顾,以更大的勇气、智慧和韧性攻坚克难,才能破除体制障碍,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3、克强经济学之简政放权与“廉价政府”
  (1)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全面改革的重要领域和中心环节,核心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从历次改革看,机构撤并只是行政机构改革的“物理反应”,转变政府职能才是“化学反应”。改革不能止于“物理反应”。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只有机构内部整合,机构改革注定会重蹈以往的覆辙,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要想产生改革的“化学反应”,就要简政放权。国务院已经确定2013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等9 个重点领域加大改革力度,计划3个月内按计划完成“简政”任务,本届政府内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1700 多项事项削减1/3 以上,即达到 “放权”目标3 成。
  (2)打造“廉价政府”,彰显改革新思路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就削减政府开支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务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李克强履职新总理以来, 初步向人们展示出了他治理经济的改革思路和理念:一是务实,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二是坚定,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三是廉洁,建设廉价政府、廉洁政府,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个人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四是科学,防止改革过程中出现“城市病”,加剧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五是治理产能过剩,发展实体固本培元,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竞争力的高低,实体经济是关键
  4、克强经济学之城镇化
  2012 年中国GDP 达到519322 亿元, 折合成美元为8.25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 超过6000 美元。同时,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改革红利与投资红利进入惯性疲劳,人口红利、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7.8%。
  要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必须寻找新的引擎和动力。李克强明确提出,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并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改革红利。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是要避免传统城镇化的弊端,从体制上解决在GDP 指标的考核指挥下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带来的问题。李克强的思路是: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他说,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 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地推进,降低城镇化的门槛。新型城镇化还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这里,我们不妨稍稍展开论述。有人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称为1.0版、2.0版和3.0版。1.0版的总设计师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操盘手是毛泽东授权的刘少奇、陈云等人,其特征是计划经济,框架和运转模式基本上都抄袭苏联。2.0版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操盘手先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后来换成了朱镕基及温家宝。2.0版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改革开放,其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加入世贸是画龙点睛的两笔,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混合市场经济框架体系。经过胡温十年惯性滑行,从中央到地方,国有资本透过与国家权力结合,不断扩张侵占所有最能盈利的领域,国进民退特点显著,中国经济正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苗头特征。
  如果说2.0版中国经济在邓小平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侧重于“破”,第二个十年侧重“立”,那么在第三个十年,则侧重于“补”,即“补”过去二十年单方面注重增长的民生漏洞。但是“破、立、补”,并没有解决源自前苏联+美国两个一边倒“选择复制”混搭后,形成的中国特色“市长式市场经济”的固疾,同时,内部经济结构、外部经济环境、技术社会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必然要承担着将2.0版中国经济升级为3.0版的历史重任。
  十八大报告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列为未来工作重点,同时,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设贯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我们认为,把这个“新四化”植入“五位一体”的具体建设之中,就是3.0版中国经济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的全新发动机,而城镇化,很可能是开启这台引擎的一把钥匙。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建立了1.0版的计划经济框架体系;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起点,建立2.0版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再到把城镇化作为打造3.0版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以彻底改变中国的“三农”问题,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逻辑选项上看,确似有灰蛇走线的内在联系。无论说“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还是反过来说,“历史的展开就是逻辑”。中国经济建设脱胎于政治革命,但经济建设不是政治革命,甚至政治建设也不是政治革命。革命要分敌人朋友,而建设不分你、我、他,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无例外的“每个人”的事。只有当我们摒弃了革命的“阶级分析”和“敌对思维”,走向全民共生的时候,真正的惠及每个国民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红利释放才会成为可能。
  但是,这其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十分复杂,这既是将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的“克强经济学”要面对的问题和要迎接的挑战,更是共生经济学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和要迎接的挑战。
  简单的结论
  如果新型城镇化,确实是开启3.0版中国经济发动机的钥匙,那么,共生经济学认为,它还处在煅造之中,而且,它本身还需要一种现实的组织载体。
  我们冒昧地认为,这个城镇化的载体,将会帮助我们走出20世纪以来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世纪钟摆”,也必将会超越一切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小圈子集团化),而很可能是一种与生態文明形態相匹配的,共时性地集政治共和、社会共治、经济共赢为一身的公民共生体[3]——包括城乡共生体、农工商共生体、社区共生体、跨界共生体、区域共生体、跨国共生体、全球共生体——全生態社会新型组织形式的建设。
  2013年5月-10月于北京-雅典-慕尼黑-伦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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