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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寂人形

无雪的冬日,枯枝缝里的残阳

 
 
 

日志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康乾盛世下士大夫的自我压抑  

2015-12-06 16:17:12|  分类: 觥杯交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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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敏志


   1983年,严耕望提出了“史学四大家”的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定论。这个提法认为,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和钱穆,代表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们都出生于天翻地覆的19世纪末,既有旧学功底,又受新潮熏沐,各自卓然成家。但今天回头再看,除了钱穆以外,其他人门下,似乎都有花果飘零之感,究其原因,却各有不同。
  四人之中,陈垣最为多变,遍师竹汀(钱大昕)、亭林(顾炎武)、谢山(全祖望)诸儒,最后则一归于马列,“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由于49年后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且治学风格是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毫无捷径可循,后遂成绝响。吕思勉恰恰相反,个性念旧,早年辗转江浙一带中学教书,成名后囿于人情世故,拒绝胡适北上之邀,自锢于孤岛上海,身处学风凉薄的十里洋场,除了黄永年外,不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为其最大的遗憾。
  陈寅恪身世最显,声望最隆,师门之恩怨,也最具悲剧性。大弟子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加入“梁效”写作班子,晚年目盲腿膑的陈,几乎已不认这个学生。汪籛则受命南下,游说恩师北上任职,两人大吵一架后,陈遂有“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著名回复。唯有研究敦煌的王永兴、研究荆楚历史地理的石泉等人,兢兢业业,延续着陈之学脉。
  钱穆成名虽晚,且一直受以傅斯年为首的留洋派的鄙夷及打压,但哺育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却最为出色。钱氏30年代在北平时并不受人待见,每次讲课,“几如登辩论场”,反而是在武大意外得一严耕望。49年后,赤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得流亡学生余英时,通过他将自己的学问带至美国东海岸。余英时培养的学生黄进兴、罗志田、陈弱水等人,今天都蔚然有成,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占据要津。更可贵的是,钱-余门之治学,始终延续着某种共同旨趣:以思想史为中心,义理、词章、考据并重,寓强烈现实关怀于历史研究中。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的作者王汎森,亦是余英时的高足,钱穆的再传弟子。而这本新书在涉及的时代、人物、事件等多方面,都与钱穆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千丝万缕联系。除了钱书注意到的政治与学术间的互动外,王汎森还将“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作为主轴,进一步研究思想者在从事言说和修养时,“究竟还有什么凭籍,使得这种基本上是内心世界的转化能够有所保证?”通过对日谱、省过会、书籍传抄的研究,王氏打通了明清史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之间的关系,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全面超越了师祖。
  2011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王汎森将民国史学家刘咸炘的“风”进行了发微,说这是“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此书沿用了这个概念,序论写道,清初有四股力量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一股是经典考证迴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异族统治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四股力量往往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犹如毛细管作用般,“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王汎森描述的明末清初,让人联想起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个同样新旧交织,明暗斑驳,通过复古来开新的时代。在1904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梁启超就曾说:“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就像当时欧洲人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经典那样,清初受战乱蹂躏最惨烈的中国东南地区的文人,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四书五经等典籍进行“再发现”。
  13世纪的欧洲,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著述几近失传,人们不得不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译本重新转译;而在清初的江南,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朱熹之前的宋元旧疏经典也是如此罕见,以至于黄宗羲和吕留良竟会为了争夺一部《礼记集说》而反目成仇。所以“传统不必然会自动传递下去,而要通过艰苦的学习才能获得。代与代之间的隔绝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历史资源必须通过‘再发现’或‘再制造’,才可能在一个时代活跃起来。”
  但每一个时代的“再发现”,都必然因“风”势而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传统都是新的。清初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趋势是玄远之学的没落,人们不再像明代那样热衷于高谈性理,“庸言庸行”成为许多思想家的标准。但清初思想的尖锐性和批判性却并没有因之而减分毫:陈确悍然指出《大学》是“伪经”,姚际恒攻击《中庸》是“禅学”,毛奇龄甚至认为朱熹的《四书集注》“无一不错!”,这在宋元两朝及明前期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就连被无数清儒指为名教罪人的王阳明,也得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朱子晚年定论”,而不敢直斥紫阳!
  与这种断裂相对应的,是四书地位的下降,及五经重要性的上升。江永《国朝汉学师承记》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提出“经学即理学”的顾炎武,是明清学术转型的关键人物,钱穆也持此观点。王汎森对清初宁波地区讲经会的研究,深刻地质疑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毋宁是甬上讲经会。它由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人组成,主要在北京、宁波两地活动,原本脱胎于明末常见的文人社集,只不过其内容由原来的吟诗清谈,变成了经史实学。
  这个团体“广泛地、跨时代地搜集各种经注,从各种说法中裁定一种较为适恰的解释”,由此破除了朱子学的独占地位,“寻坠绪之茫茫”,重新接续了宋元旧疏的传统。他们既扬弃了阳明学派“学贵得之于心”的空疏,又摆脱朱熹“一先生之说”的拘束,转而主张经比心优先,心从属于经,将经当成客观的研究对象。这股带来思想学术的根本性变迁的“风”,并非长期居陕食藜的顾炎武一人之力,而是不同个体间相互鼓荡的结果。
  提倡客观研究的讲经会,与理学团体证人学社,当时都活跃于浙东,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模糊的中间地带。“证人”的意思是证明人皆可成为圣,来源于王阳明那句著名的“人人胸中有个圣人”,但在王学殿军刘宗周那里,王门那种“吾欲仁,则斯仁至矣”的乐观自信消失了,对道德修养的规定变得极其严苛,迁善改过之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王汎森的分析可见,从阳明学的人性本善论,最后竟能推导出与基督教的人性本恶论类似结果。换句话说,由于坚信善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对生命中一点陷溺成分也特别敏感,结果反而产生通身都是罪过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所以一旦无法成圣,便是自暴自弃”,凡不能成为圣人者,皆不能算是“人”。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文艺复兴”的分岔点:欧洲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禁欲主义,转向提倡思想与人性解放;清初鉴于晚明的物欲横流和士风顽嚣,却求诸极端的道德洁癖。两者都有挽弊救偏的现实批判色彩,但反叛的具体方法却截然相反。
  由于省过会、心学团体强烈的道德焦虑,他们不再相信仅靠自己能够完成自我净化的目标。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修身团体,都主张除了“以近乎战斗般你死我活的态度反省自己”外,师友还要定期同处,相互坦白,一起纠察,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平时要立功过簿、日谱、日记,定期交换并相互翻看,“今人认为最私密的日记,在当时竟是类似学报、论文抽印本、讲义,甚至是函授教材的东西。”
  这一种自我在他人面前被完全打开的现象,王汎森称为“中国近代个人领域的政治化”。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这固然令人不适,但要知道,当时人并没有今天的隐私观念。直到20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还经常与梅光迪等同仁交换日记,相互写评语。看看省过会,我们就会明白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中,查抄日记、“向组织交心”、写检讨、思想汇报等等做法都来源于何处了。
  但不论如何,省过会的斗私克己,至少还是出于当事人自愿,且各方相互敞开,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到著名的“曾静案”时,情况就已完全不同。曾静是雍正时期湖南的一个底层生员,崇拜桐乡著名学者吕留良。1728年,他派门人张熙携带书信,以“华夷之分”去策反岳飞后裔、时任陕西巡抚岳钟琪,结果反而被岳告发。原本这是任何朝代都有的造反未遂故事,但此案件的后续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
  雍正亲自出马,阅读了曾静、张熙、严鸿逵的日记,摘出重要内容质问三人,并逐条反驳,将问答记录编成《大义觉迷录》,大量刊刻,下发至州县一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此案引发轩然大波后,皇帝最后不但赦免了“弥天重犯”曾静,还把他变成了宣传员,派到浙江、江苏等“风俗浇漓”地区现身说法,宣讲皇恩。反而是早已作古的吕留良被开棺戮尸,著作被查禁,其后人或枭兽,或发配宁古塔为奴。
  曾静案标志着皇权第一次侵入子民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并动用国家权力,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用曾静的话说就是“做人当自今兹始”。皇帝开始兼统治者与教主,这种趋势在乾隆那里达到顶峰。在大搞文字狱的过程中,乾隆造成了一种“风”,“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不刻地在检讨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篡的现象。”这种自我审查之效果,不啻于有个裁判官常驻在每个人心中,结果就是民间暗地进行的焚书运动比官方禁毁的规模大得多,并带来文化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全面萎缩。
  政治压力的干扰,使明末以来的文艺复兴和民本启蒙运动,始终处于某种一起一顿、走走停停的状态。由于这种“草上之风必偃”效应,往往盛世无思想,乱世反而百家争鸣。比如清末道咸之际,随着中央权力的式微,《大义觉迷录》、《明夷待访录》、《黄书》等禁毁书被大肆重印,明季人物的事迹被广泛宣传。有趣的是在背后推动的,最早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曾国藩那样效忠清室的士大夫。
  在“禁书复出”运动中,复活的除了民族主义、地方自治论、民本思想以外,还有“官师合一”文化专制主义、重塑“新人”的取向、道德洁癖论,一如理性与蒙昧、科学与巫术泥沙俱下的文艺复兴。但在清末民初,这股迴向经典的力量,遇上的是救亡运动、欧风美雨、外敌侵略,结果造成了一种迥异的“风”势,其力道之强,持续时间之久,较之三百年前有过之而不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命运,比起明遗民来,更是如怒涛扁舟,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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